易童子问 · 第 1 卷

童子问曰：“‘乾，元、亨、利、贞’，何谓也？”曰：“众辞淆乱，质诸圣。《彖》者，圣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则《乾》无四德，而《文言》非圣人书乎？”曰：“是鲁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问：「《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到底该怎么讲？」欧阳修答：「历来各家的讲法纷杂混乱，遇到这种情形，就该拿圣人的话来作准绳。《易传》诸篇之中，只有《彖传》是圣人的言语，应当以它为断。」（《彖传》解《乾》，把「元亨」连起来读作「大为亨通」，把「利贞」连起来读作「利于守正」，并没有把四个字拆成四种德行。）童子接着问：「照这样说，《乾》卦根本没有所谓「四德」，那么把「元、亨、利、贞」分别讲成「善之长、嘉之会、义之和、事之干」四种德行的《文言》，就不是圣人所写的书了吗？」欧阳修答：「那原是鲁国穆姜说过的话。《左传》记在鲁襄公九年：穆姜被迁往东宫时占得一卦，随口讲出这套「元亨利贞」为四德的说法。那一年比孔子出生还早了十五年，可见这话不可能是孔子的。」

童子问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谓也？”曰：“其传久矣，而世无疑焉，吾独疑之也。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阙文多矣。”

童子问：「《大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话该怎么理解？」欧阳修答：「这句话流传得太久，世人从来不起疑，唯独我怀疑它。圣人取物象，本是为了点明卦名卦义，所以先说「天行健」，下面本应缀上一个卦名「乾」字，合读作「天行健，乾」——天体运行刚健不已，这就是《乾》。可是他又怕学者一味死盯着物象、不知落到人事上，于是再从人事补一句，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的《大象》都是这一个格式：上半句取象以释卦名，下半句转入人事以立教。今本《乾·大象》「天行健」之下偏偏没有那个「乾」字，正是抄传中脱落了。由此也可见，《易》里脱漏的文字实在不少。」

童子问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阴柔之动，多入于邪，圣人因其变以戒之，故曰‘利永贞’。”

童子问：「《乾》卦在六爻之外另立一条「用九」，《坤》卦在六爻之外另立一条「用六」，这是什么用意？」欧阳修答：「这是要说明占筮为什么只取九、六而不取七、八。筮法算出来的阳爻有七与九两种，阴爻有八与六两种：《乾》的阳爻不出七、九，逢九就要变成阴；《坤》的阴爻不出八、六，逢六就要变成阳。《易》是靠「变」来断吉凶的，所以干脆拿那个会变的数来给爻命名，阳叫「九」、阴叫「六」，「用九」「用六」就是说占断时只取用这两个变数。再看辞句：阳气过于亢极便要成灾，数目走到九便非变不可，所以「用九」的爻辞说「见群龙无首，吉」——六条阳爻一齐变动而谁也不争着做头，这才吉利。事物到了极点必定反转，数目穷尽必定变化，这是天道的常规，所以《象传》申明「天德不可为首」。至于阴柔一旦发动，多半要流入邪僻，圣人就顺着它必变这一点来加以告诫，所以「用六」的爻辞说「利永贞」，要它长久守住正道。」

童子问曰：“《屯》之《彖》、《象》与卦之义反，何谓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辞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动乎险中，大亨贞’，动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经纶’，不往而能经纶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众人也，治《屯》之时者，动乎险而经纶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问：「《屯》卦的《彖传》《象传》跟卦辞的意思正好相反，这怎么讲？」欧阳修答：「这个我也不知道。」童子便追问：「《屯》的卦辞说「勿用有攸往」，是叫人不要有所前往；《彖传》却说「动乎险中，大亨贞」，既然一动就大为亨通，那不正是要往吗？《象传》又说「君子以经纶」，人不出去行动，又怎么能整顿经营天下呢？」欧阳修这才答道：「两句话说的不是同一种人。身处屯难之世而只能自保的，是普通人，对他们说「勿用有攸往」；当屯难之时挺身出来收拾局面的，是有位有德的大人君子，他们正要在险难之中行动、施展经纶之才。所以卦辞末了又说「利建侯」——正因为草创多难，才需要建立诸侯来分治，这话本来就是对能任事的人说的。」

童子问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谓也？”曰：“蒙者，未知所适之时也，处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时而发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养其德而待也。”

童子问：「《大象传》说「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所谓「蒙」，是人还蒙昧未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阶段，正像泉水刚从山脚流出，尚未成溪成川。处在蒙昧之中的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果决地照自己认定的路去行，靠着笃行来培育德行。蒙昧终有开启的一天，怕就怕在这段时间里不能果决地自我修养、把德行养厚了等着那一天。「果行」二字，正是针对蒙昧者容易犹疑观望的毛病说的。」

童子问曰：“《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何谓也？”曰：“需，须也。事有期而时将至也。云已在天，泽将施也。君子之时将及矣，少待之焉。饮食以养其体，宴安和乐以养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问：「《大象传》说「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需」就是等待。事情已经有了期约，时机就快到了。云气已经升上天空，雨泽眼看就要降下，这正比喻君子施展抱负的时候快到了，只须稍稍再等一等。既然是等待，就不该焦躁妄动，也不该消沉自弃：用饮食来保养身体，用安闲和乐来涵养心志，把身心都养得饱满从容，正是「等待」应有的态度。所以《大象》不教人在此时经营奔走，只教人「饮食宴乐」。」

童子问曰：“‘师，贞丈人’，何谓也？”曰：“师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问‘可以王矣’，孰能当之？”曰：“汤、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为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顺民之欲而除其害，犹毒药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

童子问：「《师》卦的卦辞说「师，贞丈人」，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师」是兴兵动众，「丈人」指德高望重、能服众的长者。全句是说：用兵这件事，要靠丈人来端正它，才不至于变成祸乱。所以《彖传》申说「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能率领大众而不失其正，这样的人就可以成就王业。」童子问：「请问「可以王矣」这句话，古来谁当得起？」欧阳修答：「商汤和周武王。这两位后来称王的人，都是以臣子的身份去讨伐君主，就行为本身论，其毒害不可谓不重。然而他们发兵的根子在于顺应百姓的愿望、替百姓除掉暴虐之害，这就好比用猛药医病：药性发作时人会头昏目眩、极其难受，可是病由此除了。所以《彖传》接着说「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虽是走险路、施毒手，却顺乎人心，所以百姓仍旧跟从他。」

童子曰：“然则汤、武之师正乎？”曰：“凡师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汤、武也。汤、武以应天顺人为心，故孟子曰‘有汤、武之心则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谓也？”曰：“为《易》之说者，谓无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补过也。呜呼！举师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仅得补过、无咎，以此见兵非圣王之所务，而汤、武不足贵也。”

童子又问：「那么汤、武用的兵，算不算「正」呢？」欧阳修答：「凡兴兵必以丈人来端正，这是文王的心志——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仍旧服事殷商，始终不肯动兵，那才是《师》卦本旨所在。至于用这副「毒天下」的手段而终于成就王业的，那是汤、武。汤、武所以还说得过去，是因为他们存心在于上应天命、下顺人心，所以孟子说「有汤、武那样的存心才可以」——换了别人存着私心照样去做，就是篡弑了。」童子再问：「《师》卦爻辞里的「吉，无咎」，又该怎么讲？」欧阳修答：「讲《易》的人有个通例，说凡言「无咎」的，本来是有过错的，只是善于补救过失，才落得个没有过错。唉！论用兵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功，没有比成就王业更大的了；可是即便做到这一步，仍旧免不了毒害天下，最后所得的评语也不过是「补过」「没有过错」而已。由此可见，战争根本不是圣王所要经营的事业，而汤、武的功业，也就不值得特别推崇了。」

童子问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何谓也？”曰：“王氏之传曰‘万国以比建，诸侯以比亲’，得之矣。盖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独比也，故建为万国，君以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万国之君共比于王，则视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问：「《大象传》说「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王弼的《周易注》说「万国是靠亲比而建立的，诸侯是靠亲比而亲附的」，这话说得很对。水行于地上，与地紧贴无间，正是「比」——亲近依附——的象。君王面对整个天下，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亲近每一个百姓，所以要划分出万国，各立诸侯做他们的君长，让百姓就近亲附自己的国君，再让万国之君共同亲附于天子。这样一层层地统属下来，君王驾驭天下，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那样灵便了。」

童子问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类族辨物’，何谓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类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类而同其欲，则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则各从其类。故君子于人则通其志，于物则类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问：「《同人》卦的《彖传》说「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大象传》却说「君子以类族辨物」——一个讲会通，一个讲分辨，这怎么讲？」欧阳修答：「「通天下之志」，说的是与人相和同；「类族辨物」，说的是与物相和同。要使天下归于和同，不能拿一个模子去强求整齐划一，而必须让人和物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得到那份和同。人本来分属各色各类，但只要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心志自然相通；物本来也分属各族各类，但只要各安其族、各遂其生，自然各从其类而不相扰。所以君子对人，是打通他们的心志；对物，是分清它们的族类：两件事看似相反，用意都是让万物各得其所同。」

童子问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何谓也？”曰：“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其说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问：「《谦》卦的《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天、地、鬼神、人四者并举，这是什么用意？」欧阳修答：「圣人所急切关注的是人事，对天与人之间那些幽渺难明的事很少谈及，只有《谦》卦的《彖传》略略透露了他的看法。圣人也不过是人，他所能真正知道的，只是人罢了。天地鬼神的底细无从知道，所以只能从它们显现出来的迹象上去推求：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是天的迹象；高处被冲刷、低处被淤积，是地的迹象；骄盈者遭殃、谦退者得福，是鬼神的迹象。人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直接就人的情理说：人心厌恶自满而喜欢谦退。用人的情理去推天地鬼神的迹象，结果并无两样。既然如此，我们要做的也就只有一件事——把自己的人事修好；人事一修，自然就与天地鬼神相合了。」

童子问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谓也？”曰：“于此见圣人之用心矣。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

童子问：「《大象传》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从这一句最能看出圣人的存心。雷从地下奋发而出，万物振作，这是「豫」——和乐——的象；先王于是制作音乐来推崇功德，隆重地献祭给上帝，并以祖先配享。你看他这份和乐是怎么安放的：全部献给上帝和祖考，自己一点也不掺在里头享受。常人所谓的快乐，不过是自己一身的快乐；圣人却是把天下装在心里的人，所以他把天下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把天下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同是一个「豫」字，圣人与常人的分别就在这里。」

童子问曰：“《观》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何谓也？”曰：“圣人处乎人上而下观于民，各因其方、顺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圣人所以顺之者，此所谓神道设教也。”童子曰：“顺民，先王之所难欤？”曰：“后王之不戾民者鲜矣。”

童子问：「《观》卦的《大象传》说「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圣人居于万民之上，眼睛却是向下看的：巡行四方，考察各地民情，然后依着各地的水土、顺着各地的风俗去施行教化。百姓只觉得自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并不晓得圣人是顺着他们的性情来教化他们的——教化行了而百姓不觉得受人摆布，这就是《彖传》所说的「神道设教」。」童子问：「顺应百姓，难道是先王也觉得难做的事吗？」欧阳修答：「先王做得到；只是后世的君主，能做到不违逆百姓的，就已经很少了。」

童子问曰：“‘剥，不利有攸往’。《彖》曰‘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者，何谓也？”曰：“《剥》，阴剥阳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时而止，与《屯》之‘勿往’异矣。《屯》之世，众人宜勿往，而君子动以经纶之时也。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剥尽则复，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顺其时而止，亦有时而进也。”

童子问：「《剥》卦辞说「剥，不利有攸往」，《彖传》说「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这该怎么讲？」欧阳修答：「《剥》是五阴在下、一阳在上，阴气一层层剥蚀阳气，正是小人的势力节节上涨、君子的道路步步收缩的时候，所以卦辞说「不利有攸往」，不宜有所前往。要注意：君子在这个时候停下来，跟前面《屯》卦所说的「勿往」并不是一回事。《屯》是天下草创多难之世，普通人不宜妄动，而正是君子出来行动、施展经纶的时机；《剥》则连君子也该停住不动。为什么可以安心停住？因为剥蚀到了尽头就转为《复》，闭塞到了极点就转为《泰》；有消损必有生长，有盈满必有亏虚，这本是天道运行的常规。君子看重的正是这条「消息盈虚」的规律，所以他顺着当下的时势停下来——停，不是永远不动，而是等时势转过来，自然也有该前进的时候。」

童子问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者，何谓也？”曰：“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其《彖》曰‘刚反动而以顺行’是矣。”童子曰：“然则《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岂非静乎？”曰：“至日者，阴阳初复之际也，其来甚微。圣人安静以顺其微，至其盛然后有所为也，不亦宜哉？”

童子问：「《彖传》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天地的心意，是在「动」上显露出来的。《复》卦五阴之下有一阳初生，正是阳气刚刚在最底下发动的时候。天地能够生养万物，根子就在这一点生机上，所以称它为「天地之心」。天地是把「生养万物」当作心肠的，《彖传》说「刚反动而以顺行」——阳刚返回来发动，又顺着时序运行——讲的就是这个。」童子问：「既然重在「动」，那《大象传》为什么说「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关门歇市、君主不出巡，这岂不是主「静」吗？」欧阳修答：「「至日」是冬至，正是阴极而阳初复的关口，那一点阳气来得极其微弱。圣人此时安静无为，正是为了顺应它的微弱、不去惊扰它；等它长养壮盛了，然后才有所作为。以静养微、待盛而动，不正相宜吗？」

童子问曰：“《大过》之卦辞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体之书，而卦不为一人设也。《大过》者，挠败之世可以大有为矣。当物极则反易为之力之时，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为利而不为者矣，故居是时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独立而无闷。”

童子问：「《大过》的卦辞说「利有攸往，亨」，是叫人前往；它的《大象传》却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是叫人退隐。到底该往，还是该退隐？」欧阳修答：「《易》不是只讲一种情形的书，一卦也不是专为某一个人而设。《大过》是栋梁弯曲将折、局面败坏到极点的时代，恰恰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事物到了极点就要反转，此时用力最容易见效，所以说前往必定亨通。可是同一个时代里，也总有人并不把这看作可图之利而甘心不做。所以处在《大过》之时，出去做事的人得利而亨通，退隐不出的人也能特立独行、不畏人言，遗世而心中无所郁闷——两句话各说一种人，本来并不冲突。」

童子问曰：“《坎》之卦曰‘习坎’，其《彖》曰‘习坎，重险也’者，何谓也？”曰：“《坎》因重险之象，以戒人之慎习也。习高山者可以追猿猱，习深渊者至能泅泳出没以为乐。夫险可习，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也。是以圣人于此戒人之习恶而不自知，诱人于习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也。”

童子问：「《坎》卦的卦名叫「习坎」，《彖传》解作「习坎，重险也」，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习」有重叠的意思，也有熟习的意思。《坎》上下都是坎，坎中有险，两险相重，所以说「重险」；圣人就借这个重险之象，来告诫人在「熟习」这件事上要格外谨慎。你看：常在高山上走的人，身手矫捷得可以追赶猿猴；常在深水里泡的人，能出没游泳、以之为乐。连险境都能熟习到这个地步，可见天下没有什么事是练不出来的。正因为习惯的力量这样大，圣人在这一卦里既告诫人不要在不知不觉中习于恶，又诱导人不知疲倦地习于善，所以《大象传》说「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把德行守成常规，把教化之事反复演习。」

童子问曰：“‘咸，取女吉’，何谓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刚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则男女同类欤？”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谓各睽其类也。凡柔与柔为类，刚与刚为类。谓感必同类，则以柔应柔，以刚应刚，可以为咸乎？故必二气交感，然后为咸也。夫物类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异类而合，然后见其感也。铁石，无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针，则虽隔物而应。《彖》曰‘观其所感，而万物之情可见’者，谓此类也。”

童子问：「《咸》卦的卦辞说「咸，取女吉」，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咸」就是感应。此卦下艮上兑，艮为少男而居下，兑为少女而居上，是阳刚屈居阴柔之下，所以《彖传》说「男下女」。求婚娶妻，男方肯放下身段来就女方，情意才通得过去，所以说娶女吉利。」童子又问：「照您这么说，男与女算是同类吗？」欧阳修答：「前面讲《睽》卦时说过「男女睽而其志通」，那正是说男女各自分属不同的类，却能心志相通。凡是柔与柔算一类，刚与刚算一类。假如说感应一定要同类才行，那就成了以柔去应柔、以刚去应刚，这还能叫「咸」吗？所以必得阴阳二气一往一来地交感，才算是「咸」。同类的东西本来就相同，彼此之间还有什么可感的呢？唯有异类相合，感应的作用才显得出来。铁和石都是没有情识的死物，可是拿磁石去吸铁针，隔着东西也能应。《彖传》说「观其所感，而万物之情可见」，指的就是这一类事。」

童子又曰：“然则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异类乎？”曰：“天下之广，蛮夷戎狄、四海九州岛之类，不胜其异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为大，圣人所以为能。”

童子又问：「《彖传》还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与天下人难道也是异类吗？」欧阳修答：「天下这样广大，四方的蛮、夷、戎、狄，四海之内九州之间的种种族类，言语不同、习俗各异，其差别多到数不过来——就「异」而言，再没有比这更异的了。而圣人竟能用同一份诚意去感动他们，使天下归于和平。正因为所感的对象如此参差不齐而终能一以贯之，才见得王者所以为大、圣人所以为能。这恰好反证了：感应之所以可贵，正在于能通异类。」

童子问曰：“‘恒，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何谓也？”曰：“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故曰‘四时变化而久成’。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

童子问：「《恒》卦辞说「恒，利有攸往」，《彖传》又说「终则有始」——既讲长久，又讲往来更替，这怎么讲？」欧阳修答：「「恒」字的意思是长久。可是长久并不等于停着不动，它正是《易》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走到尽头就变，一变就通，通了才能久。《彖传》说「久于其道」，说的就是懂得变。请看几样最长久的东西，没有一样是静止的：天地之气一升一降，往复不停，所以说「天地之道久而不已」；日月一来一往，随天同行而不停，所以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季一个接一个更替，循环而不停，所以说「四时变化而久成」。至于人，圣人正是那种看重「消息盈虚」的道理、懂得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能存、什么时候会亡的人，所以说「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唯其能随时而变，教化才能长久地成就。」

童子问曰：“‘遯，亨，小利贞’，何谓也？”曰：“《遯》，阴进而阳遯也。遯者，见之先也。阴进至于否，则不正利矣。《遯》者阴浸而未盛，阳能先见而遯，犹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问：「《遯》卦的卦辞说「遯，亨，小利贞」，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遯》是下二爻为阴、上四爻为阳，阴气正往上进逼，阳气便向后退避。「遯」这件事，可贵之处全在于「见之于先」——趁苗头刚露就走。倘若让阴气一直进逼下去，进到《否》卦那样天地不交、上下隔绝的地步，那时君子已被小人壅塞住，连守正也谈不上什么利了。《遯》则不然：阴气只是渐渐浸润，还没有壮大，阳刚能够预先看出苗头而抽身退避，所以虽已居于退势，仍旧能在守正上小有所得——「小利贞」三字的分寸就在这里。」

童子问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何谓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万物各得其随，则君子向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则君子出而临众。商纣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发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则圣人贵之乎？”曰：“不贵也。圣人非武王而贵文王矣。”

童子问：「《大象传》说「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如今它沉入地下，就是君道晦暗、天下一片黑暗。这道理真是深远啊！万物各自随时而处：到了《随》卦所说的「向晦入宴息」，天黑了君子就回屋歇息；而当天下昏暗、人心思明的时候，君子却要出来治理众人。商纣的昏暗，恰恰成全了周朝的光明——正是借着那一段黑暗，才把这一份光明激发出来，所以说「用晦而明」：外面看似韬晦不露，内里的明察从未熄灭。」童子问：「那么圣人推重这样的事吗？」欧阳修答：「不推重。同在《明夷》的黑暗里，圣人所肯定的是文王而不是武王：文王被囚而始终守晦不叛，武王则终于起兵，一个是守，一个是取，圣人的取舍就在这里。」

童子问曰：“‘家人，利女贞’，何谓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欤！《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则何为独言利女正？”曰：“家道主于内，故女正乎内，则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呜呼！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故于《坤》则利牝马之正，于《同人》则利君子正，于《明夷》则利艰正，于《家人》则利女正。”

童子问：「《家人》卦辞说「家人，利女贞」，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就不利于君子守正吗？」欧阳修答：「这是什么话！《彖传》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各有其正，何尝只说女的一边。」童子又问：「既然如此，卦辞为什么偏偏单提「利女贞」？」欧阳修答：「因为一家之道以内为主。妇人在内摆正了，一家也就摆正了。凡是家庭里出乱子，几乎没有不是从女眷这一头起头的，卦辞单提这一句，正是要在此处下一句告诫。唉！世上的事没有不利于「正」的，也从来没有不正而能得利的。圣人在各卦中立言，都是就着那一卦所当之事说话，所以在《坤》就说「利牝马之贞」，取其柔顺守正；在《同人》就说「利君子贞」；在《明夷》就说「利艰贞」，取其处艰难而守正；在《家人》就说「利女贞」。四处所指虽异，归根都是一个「正」字。」

童子问曰：“《睽》之《彖》与卦辞之义反，何谓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时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则吉，大事睽则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则上下交而为泰，是谓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则否矣。圣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万物睽而其事类’，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异’。”

童子问：「《睽》卦的《彖传》跟卦辞意思正相反，这怎么讲？」欧阳修答：「这个我也不知道。」童子便举证说：「《睽》卦辞只说「小事吉」，把它压得很低；《彖传》却赞叹「睽之时用大矣哉」，把它抬得极高。」欧阳修这才答道：「乖睽这件事，用在小处则吉，用在大处则凶——卦辞与《彖传》各就一头说，本不冲突。凡是在这一边乖离的，必定在那一边会合。你看：地本在下，却背离它的本位而向上升；天本在上，却背离它的本位而向下降；一升一降，上下之气交通，就成了《泰》卦。这就叫「小处乖睽而大处会合」。反过来，假如天地各安其位而上下不交，那就成《否》卦了。圣人正是就着这「小睽」把它的「大利」讲通，所以《彖传》说「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万物睽而其事类」——形迹相违，功用相成；《大象传》又说「君子以同而异」，在大处求同，在小处存异。」

童子问曰：“履险蹈难谓之《蹇》，解难济险谓之《解》，二卦之义相反而辞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谓也？”曰：“圣人于斯二卦，辞则同而义则异，各于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众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顺。凡居蹇难者，以顺而后免于患。然顺过乎柔，则入于邪。必顺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难者必顺人之所欲，故曰‘往得众也’。”

童子问：「踏进险难之中叫《蹇》，把险难解开叫《解》，两卦意思正相反，卦辞却一样，都说「利西南」，这怎么讲？」欧阳修答：「圣人对这两卦，辞面虽同而含义各别，分别在各自的《彖传》里点破了：《蹇》的《彖传》说「往得中也」，《解》的《彖传》说「往得众也」，一个落在「中」，一个落在「众」。为什么都指向西南？西南在后天八卦是坤位，坤道以柔顺为主，所以「利西南」就是「利在用顺」。可是同样一个「顺」，两卦用法不同：身陷蹇难的人，要靠柔顺才能免于祸患，然而顺得过了头就变成一味软弱，反会流入邪路，所以必须顺而不失其正，恰到好处，这才叫「往得中」；至于出来解救危难的人，则要顺应众人所盼望的事去做，人心归附，事才办得成，所以叫「往得众」。」

童子问曰：“‘损，损下益上’，‘益，损上益下’，何谓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此之谓也。”童子又曰：“《损》之《象》曰‘君子以惩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何谓也？”曰：“呜呼！君子者，天下系焉，其一身之损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损忿欲尔，自益者，迁善而改过尔。然而肆其忿欲者，岂止一身之损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迁善而改过者，岂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

童子问：「《彖传》解《损》说「损下益上」，解《益》说「损上益下」，这怎么讲？」欧阳修答：「所谓「上」指君，「下」指民。刻剥百姓来增益君主，那是「损」；减省君主来增益百姓，那才是「益」。《论语》里有若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足」，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两卦的命名，本身就含着一层轻重之判。」童子又问：「《损》的《大象传》说「君子以惩忿窒欲」，《益》的《大象传》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又怎么讲？」欧阳修答：「唉！君子这个身份，天下都系在他身上，他一身的减损或增益，就是天下的祸害或福利。君子所要减损于自己的，无非是忿怒与嗜欲；所要增益于自己的，无非是向善与改过。然而话不能只算在一身上：一个君子放纵他的忿怒嗜欲，哪里只是损了他自己？天下就有人要因此受害。一个君子迁善改过，哪里只是益了他自己？天下就有人要因此蒙利。」

童子曰：“君子亦有过乎？”曰：“汤、孔子，圣人也，皆有过矣。君子与众人同者，不免乎有过也。其异乎众人者，过而能改也。汤、孔子不免有过，则《易》之所谓损、益者，岂止一身之损益哉？”

童子问：「君子难道也会有过错吗？」欧阳修答：「商汤和孔子都是圣人，尚且各有过错：汤曾自责「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子也承认自己有过而喜欢别人指出来。君子跟常人相同的地方，正在于免不了有过错；他跟常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有了过错能够改。连汤和孔子都免不了有过，可见「过」是人人都有的，问题只在改不改。这样看来，《易》里所说的「损」和「益」，又岂止是一个人身上的减损增益呢？它关系的是整个天下的得失。」

童子问曰：“‘夬，不利即戎’，何谓也？”曰：“谓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尽。盖君子者，养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长，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则必使小人受其赐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养小人。《夬》，刚决柔之卦也。五阳而一阴，决之虽易，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穷也’。小人盛则决之，衰则养之，使知君子之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故其《象》又曰‘居德则忌’。”

童子问：「《夬》卦辞说「夬，不利即戎」，不宜动用武力，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是说不可做得太过头。铲除小人，不能斩尽杀绝，因为君子本来就是养活小人的人。小人的势力上涨时，确实成害，不能不除；可是等小人的势力已经衰落、君子的恩泽已经遍及天下，就该让小人也分享这份好处，从而知道君子是值得敬重的。所以道理只有一条：不可让小人来害君子，却必须由君子来养小人。《夬》正是阳刚决去阴柔的卦，五个阳爻对一个阴爻，要决去它易如反掌；然而圣人偏偏不愿把它决尽，所以《彖传》说「所尚乃穷也」——一味崇尚决除，路就走到头了。小人势盛时决去他，势衰时养活他，使他明白君子当权对天下有利，所以《大象传》说「君子以施禄及下」，把俸禄恩惠施到下层去。再者，小人已衰、君子已盛，正是物极必反的关口，越是这时越不可不戒惧，所以《大象传》又说「居德则忌」——身居盛德之位，反倒要存一份忌惮之心。」

童子问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其《彖》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谓也？”曰：“‘困，亨’者，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险以说’者，处险而不惧也。惟有守于其中，则不惧于其外。惟不惧，则不失其所亨，谓身虽困而志则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问‘正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当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问：「《困》卦辞说「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彖传》说「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这该怎么讲？」欧阳修答：「先说「困，亨」：困顿到了极点然后转为亨通，这是事物的常理，也就是《易》所讲的「穷则变，变则通」。再说《彖传》那句「困而不失其所，亨」，讲的却不是等它自己转过来，而是人正在困顿之中就已经亨通了——这一层唯有君子做得到。《彖传》说「险以说」，是身处险境而心里不害怕：唯有内心有所守，对外才不会畏惧；唯有不畏惧，才不至于丢掉那份亨通。所谓亨通，指的是身子虽被困住，心志却是舒展畅达的，所以《彖传》末了赞一句「其惟君子乎」，《大象传》也说「君子以致命遂志」——把性命都豁出去，也要成全自己的志向。」童子又问：「请问卦辞所说「正大人吉，无咎」，古人当中谁当得起？」欧阳修答：「文王被囚在羑里而演《易》，箕子处在《明夷》之世而佯狂守正——这两位就当得起。」

童子问曰：“《革》之《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何谓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则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纣之恶，天之所欲诛而人之所欲去，汤、武诛而去之，故曰‘顺乎天而应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则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尧传舜、舜传禹、禹传子是已。权者，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变也。汤、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时大矣哉’云者，见其难之也。”

童子问：「《革》卦的《彖传》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天下最大的悖逆，莫过于以臣子的身份讨伐君主。可是话要两面看：君主若已经不像个君主，他也就不再是君主了。于是以最仁厚的人去讨伐桀、纣那样的暴恶，这是上天所要诛戮、百姓所要除掉的；汤、武不过是替天和人把他们诛除掉罢了，所以说「顺乎天而应乎人」。」童子又问：「那么这算是「正」吗？」欧阳修答：「「正」指的是常道，像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这一类才是常道。汤、武所行的是「权」——非常的时势，必然生出非常的变故，只好用非常的手段应付。所以《彖传》特地赞一句「《革》之时大矣哉」，那不是一味称美，而是见出圣人把这件事看得极难、极重。」

童子又曰：“汤、武之事，圣人贵之乎？”曰：“孔子区区思文王而不已，其厚于此则薄于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顺天应人，岂非极称之乎，何谓薄？”曰：“圣人于《革》称之者，适当其事尔。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于《乾》《坤》而称汤、武，可乎？圣人于《坤》，以‘履霜’为戒，以‘黄裳’为吉也。”

童子又问：「汤、武所做的事，圣人推重吗？」欧阳修答：「孔子一生念念不忘地思慕文王，念叨得那样恳切；他厚待文王这一边，也就可知他对汤、武那一边是看得轻的。」童子再问：「「顺乎天而应乎人」已经是极高的称许了，怎么还说「薄」？」欧阳修答：「圣人在《革》卦里那样称许，只是就着革命这件事本身说，恰如其分罢了。至于《乾》《坤》两卦，讲的是君臣之间的正道；试问在《乾》《坤》里去称许汤、武，行得通吗？正相反：圣人在《坤》卦，拿初六「履霜坚冰至」告诫人要在苗头初现时就警惕臣下的僭越，拿六五「黄裳元吉」表彰居中守下、不敢僭越的臣道。《乾》《坤》的立意如此，可见以臣伐君终究只是权变，不是常道所许。」

童子问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谓也？”曰：“非圣人之言也，何足问！《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无其辞，汝何从而得之？夫以新易旧，故谓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汤、武革命’者是也。然则以新革故一事尔，分于二卦者，其谁乎？”童子又曰：“然则《鼎》之义何谓也？”曰：“圣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饪也。’”

童子问：「人常说《革》主「去故」、《鼎》主「取新」，这怎么讲？」欧阳修答：「这话根本不是圣人说的，哪里值得一问！说《革》是去旧，那不用讲也明白，「革」字本身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说《鼎》是取新，《易》里压根儿没有这样的辞句，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拿新的换掉旧的，才叫作「革」，譬如商朝取代夏朝、周朝取代商朝，所以《彖传》说「汤、武革命」就是。可见「以新换旧」本来就是一件事、一个词里的两面，硬要把「去故」派给《革》、「取新」派给《鼎》，拆成两卦，这是谁编出来的？」童子又问：「那么《鼎》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欧阳修答：「圣人已经讲明白了——《彖传》说「以木巽火，亨饪也」：把木柴送进火里去烧，用来烹煮食物。《鼎》的本义就在烹饪养人，跟「取新」不相干。」

童子问曰：“《震》之辞曰‘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者，何谓也？”曰：“震者，雷也。惊乎百里，震之大者也。处大震之时，众皆震惊，而独能不失其守、不丧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者，谓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圣人所以传疑。《彖》之阙文奈何？”曰：“圣人疑则传疑也。若《震》之《彖》，其辞虽阙，其义则在，又何疑焉？”

童子问：「《震》卦的卦辞说「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震」就是雷。响声惊动百里之外，是雷震里最大的。当这样的大震到来，众人无不惊慌失色，唯独有人能不失自己的操守、手里的礼器也不掉落——「匕」是取牲的匙，「鬯」是祭祀的香酒，主祭者正捧着它们——这样的人就可以托付大事了。所以《彖传》说「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远近无不震动；又说「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意思是这个人足以承担宗庙社稷之重。」童子问：「《春秋》里「郭公」「夏五」那样的残缺文句，圣人照原样留着不补，用来表示存疑。如今《震·彖传》也有阙文，该怎么办？」欧阳修答：「圣人是有疑才存疑。像《震》的《彖传》，辞句虽然残缺，它的意义却仍旧完整可解，那还有什么可疑的？不必比附「郭公夏五」的例。」

童子问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谓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为之时也。时不可为矣则止，而以待其可为而为者也，故其《彖》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于斯时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则位之所职，不敢废也，《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之谓也。”

童子问：「《艮》卦的《大象传》说「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艮》是止，讲的是君子该停下来、不去有所作为的时候。时势不容许有所作为就停住，停住是为了等待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再动，所以《彖传》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那么在这种该停的时候，身居某个职位的人该怎么办呢？无非是让自己的心思不越出本职范围罢了。可是要注意：不越位，并不等于撂挑子——本职之内该管的事，仍旧一件也不敢荒废。《诗经·郑风·风雨》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外面风雨如同黑夜，鸡照旧按时啼叫，讲的正是这个分寸。」

童子问曰：“‘归妹，征凶’，《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人之终始也’，其卦辞凶而《彖》辞吉，何谓也？”曰：“合二姓，具六礼，而归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谓归妹者也。若婚不以礼而从人者，卦所谓征凶者也。”童子曰：“敢问何以知之？”曰：“《咸》之辞曰‘取女吉’，其为卦也，艮下而兑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刚’，‘男下女’，是以吉也。《渐》之辞曰‘女归吉’，其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刚，以男下女，皆与《咸》同，故又曰‘女归吉’也。《归妹》之为卦也不然，兑下而震上，其上刚下柔，以女下男，正与《咸》、《渐》反，故彼吉则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当也’者，谓兑下震上也。”

童子问：「《归妹》卦辞说「归妹，征凶」，《彖传》却说「归妹，天地之大义，人之终始也」，卦辞判凶而《彖传》说得极吉，这怎么讲？」欧阳修答：「两处说的是两种嫁法。会合异姓两家，六礼齐备，姑娘依着礼数出嫁而得其正，这才是《彖传》所称道的「归妹」；至于不循礼法而私自跟人走的，那就是卦辞所判的「征凶」。」童子问：「请问您根据什么这样断定？」欧阳修答：「拿卦体来比就清楚了。《咸》的卦辞说「取女吉」，它的卦体是下艮上兑，艮为少男在下、兑为少女在上，所以《彖传》说「上柔而下刚」「男下女」，男方屈居女方之下，因此吉。《渐》的卦辞说「女归吉」，它的卦体是下艮上巽，同样上柔下刚、以男下女，与《咸》一致，所以也说「女归吉」。《归妹》的卦体却反过来：下兑上震，震为长男在上、兑为少女在下，成了上刚下柔、以女下男，恰与《咸》《渐》相反。那两卦既吉，这一卦自然就凶了。所以《彖传》说「征凶，位不当也」，所谓位不当，正指兑在下而震在上这个格局。」

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妇所以正人伦，礼义所以养廉耻，故取女之礼，自纳采至于亲迎，无非男下女，而又有渐也，故《渐》之《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者是已。奈何《归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问：「娶亲一定要男方屈居女方之下吗？」欧阳修答：「夫妇之道是用来端正人伦的，礼义是用来涵养廉耻的，所以娶妻的礼节从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一直到亲迎，每一步都是男方主动到女方那里去，没有一处不是男下女；而且这些步骤还得一节一节地循序推进，不能一蹴而就。所以《渐》卦的《彖传》说「渐之进也，女归吉也」——正因为进得有次第，女子出嫁才吉。《归妹》偏偏倒过来，让女方屈就男方而径直前往，这样的婚配，哪有不凶的？」

童子问曰：“《兑》之《彖》曰‘顺乎天而应乎人’，何谓也？”曰：“‘兑，说也’。‘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莫大于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劳与死者，非顺天应人则不可。由是见小惠不足以说人，而私爱不可以求说。”

童子问：「《兑》卦的《彖传》说「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彖传》先说「兑，说也」——「说」就是喜悦。接着说「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用喜悦之道走在百姓前头带领他们，百姓劳苦而不觉其苦；用喜悦之道带他们赴汤蹈火，百姓连死也忘了。能感人到这个地步，喜悦的力量算是到了顶。可是要问：凭什么能让百姓忘掉劳苦和生死？非得上顺天理、下应人心不可。由此可见，施点小恩小惠是不足以让人真心喜悦的，靠偏私的宠爱去换取人的欢心，更是行不通的。」

童子问曰：“‘萃，聚也’，其辞曰‘王假有庙’，‘涣，散也’，其辞又曰‘王假有庙’，何谓也？”曰：“谓《涣》为散者谁欤？《易》无其辞也。”童子曰：“然则敢问《涣》之义？”曰：“吾其敢为臆说乎！《涣》之卦辞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风行水上，涣’。而人之语者，冰释汗浃皆曰涣。然则涣者，流行通达之谓也，与夫乖离分散之义异矣。呜呼！王者富有九州岛四海，万物之象莫大于《萃》，可以有庙矣；功德流行达于天下，莫大于《涣》，可以有庙矣。”

童子问：「《彖传》说「萃，聚也」，聚集之卦，卦辞说「王假有庙」，王亲至宗庙；「涣」向来讲作离散，卦辞却也说「王假有庙」。一聚一散，为什么用同一句话？」欧阳修答：「把《涣》讲成「散」的，究竟是谁说的？《易》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辞句。」童子说：「那么请问《涣》字究竟该作何解？」欧阳修答：「我岂敢凭空臆断，还是就本卦的文字来看。《涣》的卦辞说「利涉大川」，《彖传》说「乘木有功也」，《大象传》说「风行水上，涣」——风行水上，水波荡漾而流布；乘木渡川，是舟行水上而畅达。再看日常语言，冰化开叫「涣然冰释」，汗透出来叫「涣然汗浃」，用的都是舒散流通的意思。可见「涣」是流行通达，跟乖离分崩的「散」并不是一回事。这样一来，两卦用同一句话就顺理成章了：王者富有九州四海，万物聚集之象没有比《萃》更盛的，聚到极处，自然可以立宗庙以收人心；功德流布通达于天下，没有比《涣》更广的，达到极处，也自然可以立宗庙以答神庥。」

童子问曰：“《节》之辞曰‘苦节，不可贞’者，自节过苦而不得其正欤？物被其节而不堪其苦欤？”曰：“君子之所以节于己者，为其爱于物也，故其《彖》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是也。节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谓苦节者，节而太过，行于己不可久，虽久而不可施于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问其人？”曰：“异众以取名，贵难而自刻者，皆苦节也。其人则鲍焦、于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问：「《节》卦辞说「苦节，不可贞」。这是说自己节制得太苦而失了正道呢？还是说别人受他的节制而吃不消这份苦？」欧阳修答：「先分清一件事：君子所以要节制自己，正是因为爱惜万物、体恤众人，所以《彖传》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用制度来节约，既不糟蹋财物，也不祸害百姓。可见节制本身是对众人有利的，别人哪有什么吃不消？所以卦辞说的是前一层。所谓「苦节」，是节制得过了头：施在自己身上，久了也撑不下去；纵使自己撑得住，也没法拿来要求别人。这样的节制立不成常法，所以说「不可正」，不可当作正道来守。」童子问：「请问哪一类人算是苦节？」欧阳修答：「凡是故意与众不同以博取名声、专以受苦为高而自我折磨的，都是苦节。像鲍焦抱树而死、于陵仲子避兄离母而靠替人灌园度日，就是这一路人物，两个人都是自讨苦吃的。」

童子问曰：“《小过》之《象》曰‘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者，何谓也？”曰：“是三者施于行己，虽有过焉，无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过也。盖仁过乎爱，患之所生也；刑过乎威，乱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问：「《小过》的《大象传》说「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举止过于恭敬、居丧过于哀伤、用度过于俭省，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这三件事都是用在自己身上的：律己而稍稍过头，并没有什么妨害，反倒见出诚敬。可是同样的「过」，一旦用到治理别人身上，就必须归到不偏不倚的大中之道，一点也过不得。你看：仁厚而过于姑息偏爱，祸患就从这里生出来；刑罚而过于严厉威猛，祸乱就从这里闹起来。由这两个例子推开去，治人不可稍过的道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