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童子问 · 第 2 卷

童子问曰：“《既济》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谓也？”曰：“人情处危则虑深，居安则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济，则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问：「《既济》的《大象传》说「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人之常情是这样的：身处危境时思虑格外深细，一旦安稳下来，心思就懈怠了。而祸患偏偏最爱在懈怠疏忽的时候冒出来。《既济》是事情已经办成、局面已经安定的卦，正是最容易松劲的关口，所以君子在此时反倒要想着可能出现的祸患，预先加以防备——功成之日，正是设防之时。」

童子问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谓也？”曰：“《未济》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济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方，以相为用，所以济乎未济也。”

童子问：「《大象传》说「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这是什么意思？」欧阳修答：「《未济》是下坎上离，水在下而火在上。要煮成一锅饭，火该在下面烧、水该在上面受热，两者才能相互为用；如今火反而跑到上面，水反而落在下面，各自离了它该待的位置，彼此就使不上劲，所以叫「未济」——事情办不成。君子看了这个象，便懂得谨慎地分辨各样事物的所宜，把每一样都安放到它合适的位置上去，使它们能够互相配合、互相成就。这就是把「未济」转成「既济」的办法。」

童子问曰：“《繋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繋辞》焉，《文言》、《说卦》而下，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

童子问：「《系辞》不是圣人所作的吗？」欧阳修答：「岂止《系辞》一篇。从《文言》《说卦》以下这一批传文，都不是圣人所作；而且里面众说淆乱、彼此打架，连出自一个人之手都谈不上。从前学《易》的人，东采一说、西采一说，拿来充实自己讲课的材料，所采既不出于一家，于是同的也有、异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也有；他们抉择得不精，日子久了，竟至于伤害经文本身、迷惑天下学者。可是这些说法既已挂靠在圣人的经书名下，流传又久，谁也无从追究它们的来历、核对它们的真伪。所以即便是明达之士，有的贪爱它文辞驳杂广博、议论纵横，有的沉醉于它辞采富丽，有的则以为「辨析可疑、订正是非」是君子应当慎重从事的，因此干脆从不在这上头留心。像我这样出来说话，真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时代远远落在汉唐诸儒之后，学问又没有师门传授的凭据。我之所以敢于放胆去做、断然不疑，只因为圣人的经文还在——有《彖》《象》可以拿来对质，是非自然见得出来。」

童子曰：“敢问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圣人于其《象》曰‘阳在下也’，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而为《文言》者又曰‘龙德而隐者也’，又曰‘阳在下也’，又曰‘阳气潜藏’，又曰‘潜之为言，隐而未见’。

童子说：「请把您的理由大略讲一讲。」欧阳修答：「先看《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圣人在《小象传》里只用四个字解它：「阳在下也」——阳爻居于全卦最下位，所以说「潜」。文字已经明白，意思也已经说尽了，还用得着再添什么吗？可是作《文言》的人偏要一说再说：先说「龙德而隐者也」，又说「阳在下也」，又说「阳气潜藏」，又说「潜之为言，隐而未见」。同一个「潜」字，翻来覆去讲了四遍，讲的还是《小象》那一句话。圣人之笔断不至于如此，这正是众手杂凑、各存一说而被后人并抄在一处的痕迹。」

《繋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俄而又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德行常简以知阻。’

再看《系辞》讲「易简」的一段：「乾以平易而主知，坤以简约而能成物。平易就容易被了解，简约就容易被遵从；容易了解便有人亲附，容易遵从便能成就事功；有人亲附便可以长久，能成事功便可以广大；可以长久是贤人的德行，可以广大是贤人的事业。」这一路说下来，天地运行的道理、乾坤两卦的功用、圣人凭什么成就德行事业，可以说讲得详尽周备了，所以末了收一句「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简」的道理到此已经说完。谁知隔不多远又冒出一段：「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再往后又说：「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再往后还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德行常简以知阻。」一个「易简」，前后四处铺陈，义理并没有推进一层，只是换着字面重说。这正是我说它「繁衍丛脞」的实据。

《繋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者，谓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说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叠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三材」一节也是这样。《系辞》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意思是六爻的变动兼含天、地、人三材之道。这句话下得极简，而意思无所不包，本已足够。谁知它又说：「《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其中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把三材各配成两画，所以是六画。所谓六，不是别的，就是三材之道。」到了《说卦》，还要再说一遍：「确立天道叫作阴与阳，确立地道叫作柔与刚，确立人道叫作仁与义；把三材各配成两画，所以《易》以六画成一卦；分出阴位阳位，交替使用柔爻刚爻，所以《易》以六位成一篇文章。」同一个意思，《系辞》讲了两遍，《说卦》又讲第三遍。若说是众家各自解经、后人杂抄并存，还讲得通；若说出自一人之手，天下没有这样啰嗦的作者。

《繋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繋辞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辞。’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繋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繋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又曰：‘设卦以尽情伪，繋辞焉以尽其言。’其说虽多，要其旨归，止于繋辞明吉凶尔，可一言而足也。

「系辞是为了明吉凶」这一层，重复得更厉害。《系辞》说：「圣人设立卦体、观察物象，系上文辞来阐明吉凶。」又说：「分辨吉凶，要看文辞。」又说：「圣人看到天下万事的变动，观察它们会合贯通之处，据以推行典章礼制，再系上文辞来断定吉凶，因此叫作「爻」。」又说：「《易》有四象，是用来显示的；系上文辞，是用来告知的；定出吉凶，是用来决断的。」又说：「设立卦体以穷尽真情与虚伪，系上文辞以说尽要说的话。」一连五处，说法虽多，归结起来不过是「系辞以明吉凶」六个字，一句话就够了。反复到这个地步，只能是众说并存的堆积，绝不是一位作者的手笔。

凡此数说者，其略也。其余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

上面举的这几条，还只是随手拈出的大略。其余那些字面稍有出入而主旨完全相同的重复，多得数也数不完。对这种现象，可以有三种解释，而只有一种讲得通：说这些话本出于各家各派，从前的人杂采来解释经文，因为抉择不精而并存在一部书里——这是不足为怪的，事情本来就该如此。说它们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那这个人就只能算是言语繁冗、条理琐碎的作者。至于进一步说它们是圣人所作，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亲手写定的文章，就是《易》和《春秋》；这两部书的特点是话越说得少，意思越藏得深。我实在不能相信，圣人的著作会繁冗琐碎到这般地步。文体不合，是我判定它非孔子所作的第一条根据。

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乾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

话虽如此，上面所说的还只是辨明它不是圣人的言语，对《易》的义理本身，损害倒还不大。可是接下去这一类，就真正伤害经文、迷惑世人了——那就是它自己跟自己打架。《文言》说：「元是众善之首，亨是嘉美之会聚，利是义理之调和，贞是办事之骨干。」这是把「元、亨、利、贞」讲成《乾》卦的四种德行。可是同一篇《文言》又说：「乾元，是开创而亨通的；利贞，是本性与情实。」这一句把「元亨」连读、「利贞」连读，分明又不是四德了。请问：这前后两种说法，会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吗？恐怕不合人之常情。

《繋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

八卦从哪里来，这部书里居然有三种互不相容的说法。《系辞》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取法它们。」照旧说，所谓「图」就是八卦的文样，由神马驮着从黄河里出来，交给伏羲。这样一来，八卦不是人做出来的，而是上天降下来的。可是《系辞》又说：「包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抬头观察天上的星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宜忌，近处取象于自身，远处取象于万物，于是才开始创作八卦。」照这一说，八卦分明是人做出来的，河图根本没有插手。这两说已经不能并存了。偏偏《说卦》还有第三说：「从前圣人创作《易》的时候，幽深地得到神明的赞助而生出蓍草，参照天三地二而确立数，观察阴阳的变化而设立卦。」照这一说，卦又是从蓍草的数推出来的。关于八卦的来历竟有这样三个岔口，那它究竟从哪里出来的？说这三种说法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吗？恐怕不合人之常情。

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

我一再说「不合人之常情」，是有道理的。人的通病是各执己见、自以为是，凡是著书立说的人，没有一个不自信；他既然想把这书传给后世，最怕的就是别人拿异说来攻驳自己，哪里肯自己先摆出两三种互相打架的说法，弄得世人生疑、谁也不肯相信他的书？所以说这不合人之常情。以上举出的五条——《文言》释「潜龙」的四番重出、《系辞》说「易简」的反复、「三材」的叠说、「系辞明吉凶」的五申，以及「四德」与「八卦所自出」的前后矛盾——彼此乖违抵触，连算作一个人的著述都不够格，又怎么能算是圣人的著作呢？

童子曰：“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曰：“《乾》无四德，而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

童子问：「这五种说法里，就没有一点可取的吗？」欧阳修答：「《乾》卦并没有所谓四德，洛水也并不出什么图书，这两点我从前已经说过了。至于「元、亨、利、贞」到底该怎么讲，圣人在《彖传》里早已讲明，照《彖传》读就是。至于八卦、蓍草究竟从哪里来，我所能知道的，不过是从尧、舜以来就在使用卜筮这件事而已；孔子并没有讲过它最初的由来，我又怎敢凭空去猜想？这三说我一概不取，不是因为另有高见，而是因为无据可依。」

童子曰：“是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繋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繋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繋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岂好辨者哉！”

童子问：「照您说，这五种说法都不可取，那么这些繁冗琐碎的话和自相矛盾的说法，它们所在的那几部书是不是索性都该废掉？」欧阳修答：「不必废。古人学经，每一经都配有《大传》，如今《尚书》《礼》的大传还在。眼下这部所谓《系辞》，汉朝初年本来就叫《易大传》，到东汉才改称《系辞》。《论语》里孔子说过一句话：「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才干绰绰有余；却不宜去做滕、薛那样小国的大夫。」——同一个人，摆的位置不同，评价就完全两样。这部书也是如此：把它当作《易大传》看，它远比《书》《礼》两家的传高明；一旦把它抬成圣人的著作，它就成了僭越假托之书。让学者明白《大传》出于汉代以前诸儒之手，他们才敢于择其是、弃其非；而三代末年距离圣人不远，当时名师大家世代相传的学问、前辈先生讲论的余绪，确有一部分保存在这里面，对做学问未必没有好处。反过来，若一口咬定是圣人所作，学者不敢有所抉择而全盘照信，那么伤害经文、迷惑世人的地方就太多了。正因如此，这件事不能不辨明——我难道是喜欢辩论的人吗？」

童子曰：“敢问四德？”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

童子说：「请再问「四德」之说的来历。」欧阳修答：「这套话原是鲁国穆姜讲出来的。当年穆姜因罪被迁往东宫，占了一卦，得到《艮》卦变《随》卦，史官说她可以出去，她却自陈其罪，就着《随》卦辞「元亨利贞」四个字，讲出「元是体之长、亨是嘉之会、利是义之和、贞是事之干」那一整段议论。这件事《左传》系在鲁襄公九年。此后又过了十五年，孔子才出生；再往后几十年，孔子才着手整理阐发《易》。时间摆在那里：穆姜说这番话的时候，孔子还没有出世。可见，第一，这四德本是解《随》卦的，并不是《乾》卦的德；第二，把这段话原样搬进《乾·文言》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不会是孔子——《文言》也就不是孔子的话了。」

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

童子问：「有人替《文言》辩护，说是左氏作《春秋传》时，偷了孔子《文言》里的话，硬安到穆姜头上，错在左氏，是这样吗？」欧阳修答：「不是这样。请想一想：左氏费力气作《春秋传》图的是什么？无非是要这部书取信于世。他若把孔子晚年才写成的文字，说成孔子出生以前某位夫人说过的话，那是一戳就穿的破绽，连最蠢的人也不会干，何况左氏。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左氏作传的时候，世上还没有人把《文言》当成孔子的著作，所以他照录穆姜这段话，心里坦然，用得毫不迟疑。倒过来推，把《文言》说成孔子所作的这个观念，恐怕是相当晚近才起来的吧？」

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图，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繋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

童子问：「请问八卦的来历。有人调停说：伏羲既已接受了河图，又仰观俯察于天地、取象于人物，然后才画成八卦；两种说法虽然不同，合起来看意思是一致的。这样讲对吗？」欧阳修答：「不对。这是那些偏曲之学的人硬拉硬扯、牵强附会，只求把说不通的地方勉强敷衍过去，好成全自家的一套学问罢了。他们出错的根源在于：先入为主地认定《系辞》是圣人的话，因此不敢指出它的破绽；既不敢说它错，就只好委曲百般地替它圆场。」

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繋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悞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

这两说其实是硬碰硬的。且问：河图出现的时候，八卦的文样是不是已经现成？若已现成，伏羲照单接受就完了，还有什么可做的？若并不现成，非得靠人力去画出来不可，那这张图也就配不上「河图」之名了。再看《系辞》另一说，它讲观天地、观鸟兽、取象于自身、取象于万物，「然后开始创作八卦」——「始作」二字，明明是说此前根本没有这东西。细审这句话的文义：构思开创竟如此辛苦，八卦才终于成形，那所谓河图在这中间又插得上什么手？退一步，假如真像调停者说的，既受了河图，还得另有一番作为才立得起卦，那么《系辞》把观天地鸟兽、取象人物这些次要工夫都一一交代到了，怎么偏偏把最根本、最初的那份天授之物漏掉，一个字也不提「取法于河图」？这近乎人情吗？考今本《系辞》，这两说是各说各的，中间断裂，义理根本接不上；而偏曲之学的人硬把它们拼接起来，说成一回事，去误导迷惑学者，这个祸害难道还小吗？古时对于「说假话而能言善辩、顺着错处还给它涂脂抹粉」的人，是杀无赦的。唉！造出这套调停之说的人，按《礼记·王制》的律条，正是该诛的一类。

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说？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

童子问：「请问《说卦》「生蓍立卦」那一段。有人说，那是讲圣人画好卦以后，必定要用蓍草来占筮，是这样吗？」欧阳修答：「不是。只要老老实实照文义读，就明白了。它开头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指的是当初创作《易》的时候，不是后来使用《易》的时候。接着说「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讲的是：在此之前世上并没有蓍草，圣人将要作《易》，感通了神明，蓍草才因此生出来；圣人得到蓍草，于是凭它起数而设立卦。整段话说的是当年作《易》立卦的起头是这么一回事，跟画卦以后拿蓍草占筮完全是两码事。」

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恠，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则大衍之说是已。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

正因为《说卦》原是这个意思，汉代儒者才会说伏羲画八卦是「由数而起」——他们用的就是这一说。到后来，学者觉得「感通神明而生出蓍草」这种讲法太过怪诞、心里安不下，就替它另作曲解，说那句话不过是「取用生蓍的用意」罢了，想借此替它遮掩过失。又因为「卦由数起」这层意思，跟前面河图、观象两说都撞车，于是索性改口说成「已经画好卦而后用蓍占筮」，指望把三说牵合起来讲通。然而按文义细考，哪里是这样？倘若真要讲画卦之后用蓍占筮，那《系辞》里「大衍之数五十」那一段才是讲这件事的，与《说卦》此处不相干。说到底，学《易》的人无不想抬高这部书的身价，所以争着造出奇特的说法把它神化；等到自家说法前后打架，就只好曲意牵合，而终究讲不通。」

童子曰：“敢请益。”曰：“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繋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

童子说：「请您再多指教一些。」欧阳修答：「给还没有通达的人讲道理，不能一上来就谈最高的义理，必得指出具体的事、举出实在的痕迹来说。我之所以断定《系辞》以下不是圣人所作，凭的就是它言辞繁冗琐碎而又前后乖违这两点。前面举的，不过是其中容易看明白的几条罢了，其余的例子多得数不完。下面再举几条痕迹，让你知道从哪些地方去看。」

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乾》、《坤》无定策，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

第一类，看它谈的内容。它说「推原事物的起始、返求它的终结，所以懂得死生的道理」，又说「精气聚合成物，游魂离散成变，因此懂得鬼神的情状」。拿这些话跟孔子平生的言论对一对就清楚了：孔子说「还不懂得生，怎么懂得死」，又「不谈怪异、勇力、悖乱、鬼神」，何曾这样侃侃而谈死生鬼神？第二类，看它说话的口气。它说「聪明人只看《彖辞》，就想通一大半了」，又说「八卦用物象来告示，爻辞彖辞用情实来表述」——这是讲师给学生指点门径的语气，拿常人的口吻去比量圣人，一听便知不是圣人自道之言。第三类，看它的数术错误。它拿《乾》《坤》两卦的策数合成「三百六十，正当一年的日数」，却不知道七、八、九、六这四个筮数出现的机会本来一样，《乾》《坤》各爻所得的策数并不固定，哪能凑出一个死数来。这一条，连寻常的占筮之人都看得出错在哪里。

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犹皆迹也，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

至于篇中动不动就是「何谓也」「子曰」这种一问一答的体例，那分明是讲师讲课的记录——若真是孔子自己写的书，何必自称「子曰」？《说卦》罗列八卦所象的种种事物，《杂卦》两两对举卦名，那分明是占筮之人备查的占书。这两点更不用辩论就能看出来。不过以上所举，都还只是外在的痕迹。真正要紧的一层是：拿圣人不偏不倚的中道去衡量它，会发现它常常说过了头；拿天下最根本的道理去推求它，会发现它常常讲不通。这一层没法一条条指给人看，只有肯深思的人才能自己体会出来。」

童子曰：“既闻命矣，敢不勉！”

童子说：「先生的教诲我已经领受了，怎么敢不努力去用功呢！」全书以这一句作结：欧阳修辨伪的用意，本不在于把《系辞》以下诸篇一笔抹倒，而在于教后学不要因为「圣人所作」四个字就放弃自己的判断——读经要敢于择取，正是他要童子勉力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