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周易折中 · 第 1 卷

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來，周邵程張闡發其奧，唯朱子兼象數天理，違眾而定之，五百餘年無復同異。宋元明至於我朝，因先儒已開之微旨，或有議論已見，漸至啟後人之疑。

《易》這門學問廣博宏大、無所不備，可是自秦漢以後，就再沒有人能真正把握它的精微處了。到了宋代，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兄弟、張載幾位先生才把其中的奧義闡發出來；其中唯有朱熹能兼顧「象數」與「天理」兩面，不隨流俗之見而獨自裁定是非，五百多年間學者奉為定論，不再有異同之爭。可是從宋、元、明一路到本朝，後來的人依託前輩儒者已經開啟的精微宗旨，各自另發議論、張揚己見，漸漸反倒替後人生出許多疑惑來。

聯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未嘗少輟，但知諸書大全之駁雜，奈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學士李光地素學有本，易理精祥，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眾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覽，片字一畫，斟酌無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傳之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為事者，自有所見歟！

朕（原文「聯」為「朕」字之訛）從少年時起就留心經書義理，五十多年不曾稍有間斷，深知明代官修《周易大全》一類書駁雜不純，無奈自己並非專治一經、純熟到家的人。朕深知大學士李光地平素為學有根柢，於《易》理精詳透徹，因此特地命他編修《周易折中》：上則考定「河圖」「洛書」的本末源流，下則遍及歷代諸儒的考訂之說，凡屬通經而不可移易的定論，都折中裁斷、擇善而從。前後經歷兩個寒暑，朕在深夜三更時分仍逐卷披覽，一字一畫都反覆斟酌而不敢懈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天書成，傳之天下後世；凡能以正學為己任的人，讀了自然會有所領會吧。

康熙五十四年春三月十八日書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一七一五年）春三月十八日，皇帝親筆寫下這篇序文。

一、《易經》二篇、《傳》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費直、王弼乃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至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諸儒，以為應復其舊。朱子《本義》所據者，祖謙本也。

第一條：《易》的經文原分上、下兩篇，孔子所作的《傳》共十篇，古時候經與傳各自單行，本不相混。到了漢代的費直和魏代的王弼，才把《傳》文拆開附到經文下面，程頤作《伊川易傳》也沿用了這種編法。此後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幾位學者認為應當恢復經傳分立的舊貌；朱熹作《周易本義》所依據的底本，就是呂祖謙重新釐定的這個古本。

明初，《程傳》、《朱義》並用，而以世次先程後朱，故修《大全》書，破析《本義》而從《程傳》之序。今案易學當以朱子為主，故列《本義》於先，而經傳次第，則亦悉依《本義》原本，庶學者由是以復見古經，不至習近而忘本也。

明朝初年，官方把《伊川易傳》與《周易本義》並列採用，又依時代先後把程頤排在朱熹之前，所以纂修《周易大全》時，就拆散《本義》原有的次第去遷就《程傳》的編排。如今本書認定治《易》應當以朱熹為主，因此把《本義》列在前面；至於經文與傳文的先後次第，也一概依照《本義》的原本，好讓學者由此重新見到古《易》的本來面目，不至於只熟悉近世通行的本子而忘掉根本。

二、諸易所論易書作述傳授，以及易理之奧，易義之綱，學者讀易之方，說者同異之概，皆後學所宜先知也。《大全》有綱領一篇，止存程朱之說。今案周子、張子、邵子，皆於易理精邃，雖無說經全書，而大義微言，往往獨得。又歷代諸儒敘述源流，講論指趣，其說皆不可廢，並以世次義類，敘為三篇，不獨與程朱之言，互相發明，亦以見程朱之書，有源有委。合古今以為公，非夫師心立異者比也。

第二條：歷來講《易》的人所論及的，包括《易》這部書由誰創作、誰傳述、怎樣授受流傳，《易》理的深奧處，《易》義的大綱，學者讀《易》的門徑，以及各家解說異同的大概，這些都是後學應當先弄清楚的。明代《周易大全》有《綱領》一篇，卻只收程頤、朱熹兩家之說。今按：周敦頤、張載、邵雍三位先生對《易》理體會都極精深，雖然沒有留下逐句解經的完整著作，但其中的宏旨微言常有獨到之處；再加上歷代學者敘述《易》學源流、討論宗趣，這些議論也都不該廢棄。因此本書把它們按時代先後與義理門類，編成《綱領》三篇。這樣做不但能與程、朱之說互相印證發明，也可以看出程、朱的著作是有來源、有承接的。匯合古今眾說以求公論，與那種自作聰明、故意標新立異的做法完全不同。

三、易辭有義例，據夫子《彖傳》《象傳》求之，皆可推見。自王氏《略例》以後，諸儒皆有發明而未詳備，今稍為之臚列分析，示學者觀象玩辭之要，蓋全經之大凡，故與綱領並敘卷首。

第三條：《易》的卦爻辭自有一套體例，只要依著孔子所作的《彖傳》《象傳》去尋求，都可以推尋出來。自從王弼作《周易略例》以後，歷代學者對此各有發明，卻都還不夠詳盡完備。現在稍作條列剖析，指示學者「觀象」「玩辭」的要領。這些是通貫全經的大綱，所以和《綱領》一併編在卷首。

四、《大全》書所採諸家之說，惟宋元為多。今所收，上自漢晉，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淵源，皆可覽見。列《朱義》於前者，易之本義，朱子獨得也。《程傳》次之者，易之義理。程子為詳也。二子實繼四聖而有作，故以其書繫經後。

第四條：《周易大全》所採錄的各家學說，以宋、元兩代為最多。本書所收，上起漢、晉，下到元、明，使兩千年間《易》學的源流都能一覽無遺。把朱熹《周易本義》列在最前，是因為《易》的本來意旨唯有朱熹獨得其真；把程頤《伊川易傳》列在其次，是因為《易》中的義理以程頤講得最為詳備。程、朱二位先生實在是承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位聖人而有所述作的，所以把他們兩家的書接在經文之後。

其餘漢晉唐宋元明諸儒，所得有淺深，所言有粹駁，並採其有益於經者，又係朱程之後；其或所言與朱程判然不合，而亦可以備一說廣多聞者，別標為附錄以終之，稽異闕疑，用俟後之君子，是亦朱子之志也。

其餘漢、晉、唐、宋、元、明各代學者，所得有深有淺，所說有精純也有駁雜，凡是對讀經有益的都一併採錄，附在程、朱兩家之後。至於那些說法與程、朱明顯不合，但仍可以備存一說、增廣見聞的，就另外標為「附錄」放在最末。考察異說、把可疑之處暫時空著，留待後來的君子去解決，這也正是朱熹當年的心願。

五、漢晉間說易者，大抵皆淫於象數之束流，而離其宗。故隋唐後惟王弼孤行，為其能破互卦、納甲、飛伏之陋，而專於理以談經也。然弼所得者，乃老莊之理，不盡合於聖人之道，故自《程傳》出而弼說又廢。今案溺於象數，而支離無根者，固可棄矣。

第五條：漢、晉之間講《易》的人，大都沉溺在象數的支流末派裡，離開了《易》的根本宗旨。所以隋、唐以後只有王弼一家獨行於世，因為他能打破「互卦」「納甲」「飛伏」這類瑣碎鄙陋的術法，專就義理來講經。然而王弼所領會的，其實是老子、莊子那一路的道理，並不完全合乎聖人之道，所以自從程頤《伊川易傳》問世，王弼之說又被廢置了。今按：沉溺於象數而支離破碎、毫無根據的說法，固然可以棄置不用。

然易之為書，實根於象數而作，非它書專言義理者比也。但自焦贛、京房以來，穿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數為不足言。至康節邵子，其學有傳，所發明圖卦蓍策，皆易學之本根，豈可例以象數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與程子井稱。《本義》之作，實參程邵兩家以成書也。

但是《易》這部書，本來就是根據象與數而作的，不同於其他專講義理的典籍。只因自西漢焦贛、京房這一派講卦氣災異的人以來，穿鑿附會太過分，恪守義理的儒者就乾脆鄙薄象數，以為不值一提。到了邵雍（諡康節），他的學問有師承來歷，所闡發的河洛圖書、卦位排布與蓍策揲算之法，都是《易》學的根本所在，怎麼可以一概當作尋常象數看待呢？所以朱熹特意表彰推重他，把他與程頤並稱（原文「井稱」即「並稱」）。朱熹作《周易本義》，其實是兼取程頤、邵雍兩家之說而成書的。

後之學者，言理義、言象數，但折中於朱子可矣。近代解經者，猶多拾術數之緒餘，以矜其奇僻，而不知其非數之真也。陳事理之糟粕，而入於迂淺，而不知其失理之妙也。凡若此者，皆刪不剝，以還潔靜精微之舊焉。

後來的學者，無論講義理還是講象數，只要以朱熹為折中的準則就行了。近代解經的人，還有不少拾取術數的殘餘，用來炫耀自己的奇僻，卻不知道那並不是真正的數理；也有人陳說事理的糟粕，流於迂腐淺陋，卻不知道那已經丟掉了義理的精妙。凡屬這兩類，本書一概刪削剝落，以恢復《易》「潔靜精微」的本來面目。

六、朱子之學，出自程子，然文義異同者甚多，諸經皆然，不獨《易》也。況《易》則程以為聖人說理之書，而朱以為聖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然程子所說，皆修齊治平之道，平易精實，有補學者。朱子亦謂所作《本義》簡略，以義理《程傳》既

第六條：朱熹之學出於程頤，然而兩家在文句訓解上的異同很多，各經都是如此，不單單《易》為然。何況在《易》上，程頤認為它是聖人講義理的書，朱熹卻認為它是聖人教人卜筮的書，兩人的宗趣本來就不同。不過程頤所講的，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平實精當，對學者大有補益；朱熹自己也說所作的《周易本義》失之簡略，因為講義理已經有《伊川易傳》在前——此處底本有脫文，下文直接接第七條。

七、《啟蒙》為朱子成書，與《本義》相表裡。今《大全》中所載圖說數條，乃作《本義》時，略撮大要，以冠篇端。卦變一圖，則又因《本義》卦下有以卦變為說者，故作此以明之，與占筮卦變異法，總不若《啟蒙》之詳備也。

第七條：《易學啟蒙》是朱熹另外寫成的一部書，與《周易本義》互為表裡。如今《周易大全》所載的那幾條圖說，只是朱熹作《本義》時略略摘取要點、冠在全書篇首的東西。至於其中的「卦變圖」，則是因為《本義》在某些卦下用卦變來解釋卦辭，才另作此圖加以說明；它與占筮所用的卦變又是兩套不同的方法，總之都不如《易學啟蒙》講得詳盡完備。

《大全》以圖說為主，而採《啟蒙》以附其下，且又但採其“本圖書”、“原卦畫”二篇，至“明蓍策”、“考變占”二篇，則文既不錄，圖亦不載，但以筮時儀節，及不同法之卦變當之，使學者不見朱子極論象數之全，未免疏略。今以《啟蒙》全編，具載書後，庶幾古人右書左圖之意。

《周易大全》以那幾條圖說為主體，只把《易學啟蒙》採來附在下面，而且僅僅採錄了《本圖書》《原卦畫》兩篇；至於《明蓍策》《考變占》兩篇，正文既不收錄，圖也不刊載，只拿筮占時的儀節和另一套算法的卦變來充數，使學者看不到朱熹論述象數的完整規模，未免太疏略了。現在把《易學啟蒙》全書完整地附載在本書之後，庶幾合於古人「右書左圖」的用意，也就是讀書時以文字居右、圖象居左，兩相參看。

朕講學之外，於曆象、《九章》之奧，遊心有年，渙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後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為摹畫分析，敷暢厥旨，附於《啟蒙》之後，目曰《〈啟蒙〉附論》。

朕在講論經學之餘，對天文曆法之學與《九章算術》一類算學的深奧處，也留心多年，豁然明白它們都不出《易》道的範圍。所以從「河圖」「洛書」的本原，到先天、後天兩種卦位的排布，以至《繫辭傳》所說「大衍之數」的推演之法，都稍稍加以摹畫分析，把其中的意旨鋪陳發揮出來，附在《易學啟蒙》之後，題為《〈啟蒙〉附論》。

八、夫子十翼以《序卦》、《雜卦》終編，其次第微密，錯雜成章，諸儒置而不講已久。朕因陳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義，因邵康節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雜卦》之根，始知聖意微妙，聖言精深，引而不發，如眾曜之羅列，七緯之交錯，參差凌亂。有待於仰觀推步者之能求其故也。故為《序卦》、《雜卦》明義，次於《〈啟蒙〉附論》之後而終編焉。

第八條：孔子所作的「十翼」，以《序卦傳》《雜卦傳》收尾，這兩篇的次序細密，看似錯雜而自成章法，歷代學者擱置不講已經很久了。朕因為陳摶（五代宋初道家易學宗師，世稱希夷先生）反覆推究《繫辭傳》所舉九卦的用意，從而思索《序卦》的義理；又因為邵雍所說四象兩兩相交而成十六事的話，從而悟出《雜卦》的根柢，這才知道聖人用意微妙、措辭精深，只把線索擺出來而不點破，就像滿天星宿羅列、日月五星交錯運行，看去參差凌亂，其實要等善於仰觀天象、推算曆數的人才能求出其中的緣故。所以朕為《序卦》《雜卦》闡明義理，編次在《〈啟蒙〉附論》之後，作為全書的收尾。

《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周禮·春官》記載：「大卜」這一官職掌管三種《易》的占法，第一種叫《連山》，第二種叫《歸藏》，第三種叫《周易》。這三種《易》所用的基本卦（「經卦」）都是八個，由八卦相重而分衍出來的「別卦」都是六十四個。

陸氏德明曰：宓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

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的作者）說：伏羲氏統治天下的時候，抬頭觀察日月星辰的天象，低頭考察山川原隰的地理，觀看鳥獸身上的紋理和各地物產的相宜之處，近處取法於人的身體，遠處取法於萬物，這才開始畫出八卦；再把八卦兩兩相重，成為六十四卦。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時作了卦辭，周公作了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合稱「十翼」。班固在《漢書》中說：孔子晚年喜好《易》，反覆研讀，串聯竹簡的皮繩都磨斷了三次，於是替《易》作「傳」，所謂「傳」就是「十翼」。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馬乾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

《易》的師承，自魯國商瞿（字子木）從孔子受《易》開始：商瞿傳給魯國橋庇（字子庸），橋庇傳給江東馬乾臂（字子弓），馬乾臂傳給燕國周丑（字子家），周丑傳給東武孫虞（字子乘），孫虞傳給齊國田何（字子莊）。等到秦始皇焚書，《易》因為屬於卜筮之書而獨獨不在禁燬之列，所以師徒授受一直沒有中斷。

《隋書》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及洛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

《隋書·經籍志》說：秦朝焚書，《周易》獨因是卜筮之書而得以保全，只散失了《說卦》等三篇，後來由河內郡一位女子發現才復出於世。漢朝興起後，田何以齊國田氏的身份被遷徙到杜陵，人稱「杜田生」；他傳授給東武的王同（字子中）、洛陽的周王孫、梁地的丁寬、齊地的服生，這幾位都各自撰有《易傳》。

漢初言《易》者本之田生。同授緇川楊何，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及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焉。施讎傳《易》，授張禹及琅琊魯伯，禹授淮陽彭宣及沛戴崇，伯授太山屯莫如及琅邪邴丹。後漢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其子軼。孟喜父孟卿善為《禮》、《春秋》。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繁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

漢初講《易》的人都本源於田何。王同傳給緇川的楊何，丁寬傳給同郡碭地的田王孫，田王孫傳給施讎、孟喜、梁丘賀，於是《易》學有了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施讎傳《易》，授給張禹和琅琊的魯伯；張禹又傳給淮陽的彭宣、沛地的戴崇，魯伯傳給太山的屯莫如、琅邪的邴丹。東漢劉昆從沛人戴賓那裡學得施氏《易》，他的兒子劉軼又繼承家學。孟喜的父親孟卿擅長《禮》與《春秋》，孟卿因為《禮》經篇卷太多、《春秋》頭緒繁雜，就讓孟喜改從田王孫學《易》。

喜為易章句，授同郡白光及沛翟牧，後漢窪丹、鮭陽鴻、任安皆傳孟氏《易》。粱邱賀本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傳子臨，臨傳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土孫張及沛鄧彭祖、齊衡咸。後漢范升傳梁邱《易》，以授京兆楊政，又潁川張興傳梁邱易，弟子著錄且萬人。子魴傳其業。

孟喜撰有《易》的章句之學，傳授給同郡的白光和沛地的翟牧；東漢的窪丹、鮭陽鴻、任安都傳習孟氏《易》。梁丘賀起初隨太中大夫京房學《易》，後來改從田王孫，學成後傳給兒子梁丘臨；梁丘臨傳給五鹿充宗和琅邪的王駿，五鹿充宗又傳給平陵的士孫張、沛地的鄧彭祖、齊地的衡咸。東漢范升傳習梁丘《易》，授給京兆的楊政；潁川張興也傳梁丘《易》，登記在冊的弟子將近萬人，其子張魴繼承了他的學業。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雲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房為《易》章句，說長於災異，以授東海段嘉及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郎、博士，由是前漢多京氏學。

另一位京房則從梁地人焦延壽（即焦贛）學《易》。焦延壽自稱曾向孟喜問過《易》，京房便認定焦氏之學就是孟氏一派；孟喜的弟子翟牧、白光卻不肯承認，說不是這麼回事。京房也撰有《易》的章句，其學長於用卦爻推說災異，傳授給東海的段嘉、河東的姚平、河南的乘弘，這幾人都做了郎官或博士，因此西漢後期講京氏《易》的人很多。

後漢戴馮、孫期、魏滿並傳之。費直傳《易》，授琅邪王璜，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東漢的戴馮、孫期、魏滿都傳習京氏《易》。另有費直傳《易》，授給琅邪的王璜，形成費氏一派；這一派所據的本子用先秦古文字寫成，稱為「古文《易》」，不作繁瑣的章句訓詁，只用《彖傳》《象傳》《繫辭》《文言》來解說上下經的經文。

漢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為異。向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盂、梁邱三家之《易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范氏《後漢書》云：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眾，北海鄭康成，潁川荀爽，並傳費氏《易》。

漢成帝時，劉向主持校勘宮中藏書，考核各家《易》說，認為諸家都淵源於田何、楊何（字叔元）、丁寬（曾任將軍），大體義旨相近，只有京房一家與眾不同。劉向又拿宮中所藏古文本《易經》去校對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的《易經》，發現三家本子有的地方脫漏了「無咎」「悔亡」這類斷語，唯獨費氏本與古文本相同。范曄《後漢書》說：京兆的陳元、扶風的馬融、河南的鄭眾、北海的鄭玄（字康成）、潁川的荀爽，都傳習費氏《易》。

沛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為高氏學，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家不得立，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輔嗣所注行於世，而王氏為世所重。其《繫辭》

沛地人高相治《易》，和費直同時，他這一派也不作章句，專講陰陽災異，自稱學問出於丁寬。傳到高相手裡，高相授給兒子高康和蘭陵的毋將永，形成高氏一派。漢朝初年只設了楊何的《易》學博士，漢宣帝時又增立施、孟、梁丘三家《易》，漢元帝時再立京氏《易》，費、高兩家始終未能立於學官，只在民間流傳。東漢以後費氏興盛，高氏就衰微了。西晉永嘉之亂中，施氏、梁丘氏的《易》亡佚，孟氏、京氏、費氏的《易》也無人傳習，只有鄭玄、王弼（字輔嗣）兩家的注本流行於世，而王弼注更為世人所推重。至於其《繫辭》——此處底本有脫文。

孔氏穎達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為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

唐代孔穎達（《周易正義》的作者）說：《繫辭傳》講「黃河出現圖，洛水出現書，聖人取以為法則」，所以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人都說伏羲得到「河圖」才作《易》。這就是說，伏羲雖然得了「河圖」，仍須抬頭觀天、低頭察地，彼此參驗校正，然後才畫出卦來。伏羲最初畫出八卦，萬物的象徵就已包含在其中了，所以《繫辭傳》說「八卦排成行列，物象就在裡面」。不過雖有萬物之象，萬物變化會通的道理還不完備，因此就著八卦再加重疊，每卦六爻，於是重成六十四卦，《繫辭傳》所說「因八卦而重之，爻就在裡面」正指這件事。

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犧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淪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依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

至於把八卦重成六十四卦的是誰，諸家說法不同，共有四種：王弼等人認為是伏羲重卦，鄭玄一派認為是神農重卦，孫盛認為是夏禹重卦，司馬遷等人認為是周文王重卦。主張夏禹或文王重卦的，可按《繫辭傳》所記，神農時代造耒耜、開集市，已經說「大概取象於《益》卦與《噬嗑》卦」，用這一點來衡量（原文「淪」為「論」字之訛），兩說不攻自破。說神農重卦，也還不算妥當。如今依從王弼之說，認為伏羲畫出八卦之後就自行重為六十四卦，最合乎事實。重卦的用意，《說卦傳》裡講得完備，這裡不再詳述。

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為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伏羲的時代，風氣崇尚質樸，只要畫出卦、重出爻，就足以給後世立下法則。後來世風澆薄詐偽，人的德性不如古人，單靠爻與象已經不足以施行教化，所以孔子才作《繫辭傳》來闡明其中的道理。

按《周禮大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康成《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康成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云，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康成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為文質之義，皆繁而無用，今所不取。

按《周禮》大卜所掌的三種《易》：一是《連山》，二是《歸藏》，三是《周易》。漢代傳《周禮》之學的杜子春說：《連山》屬伏羲，《歸藏》屬黃帝。鄭玄在《易贊》和《易論》中卻說：夏代的叫《連山》，殷代的叫《歸藏》，周代的叫《周易》。鄭玄又解釋說：所謂《連山》，取象于山間雲氣連綿不斷；所謂《歸藏》，是說萬物無不歸藏在其中；所謂《周易》，是說《易》道周遍普及、無所不備。鄭玄雖有這番解釋，卻拿不出文獻依據；前代學者又順著他的思路，引申出三代遞相尚忠、尚質、尚文那一套文質互變的義理來附會三《易》的名目，全都繁瑣而無用，如今一概不取。

按《世譜》等群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朊朊”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也。

再按《世譜》等書，神農一名連山氏，也叫列山氏；黃帝一名歸藏氏。既然《連山》《歸藏》都是取自帝號的名目，那麼《周易》稱「周」，就是取岐山之南的地名，《毛詩》所說「周原膴膴」（原文作「朊朊」）指的正是這塊土地。而且文王演《易》的時候正被囚在羑里，周的功業尚未興起，還屬殷商之世，所以標出「周」字以區別於殷。因為是文王所推演，故稱《周易》，就像《周書》《周禮》標一個「周」字以區別於其他朝代一樣。

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按《繫辭》云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史遷雲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

關於《周易》卦爻辭由誰所繫，共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卦辭和爻辭都出自文王之手，依據是《繫辭傳》說：「《易》的興起，大概在中古時代吧？作《易》的人，怕是心懷憂患吧？」又說：「《易》的興起，大概正當殷商末世、周德方盛的時候吧？正當文王與紂王之間那段事吧？」所以司馬遷說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周易》，正應了「作《易》者其有憂患」那句話。鄭玄一派的學者，都依從這一說。

二以為驗爻辭多是文王后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

第二種說法認為，考察爻辭所記多是文王身後的事。比如《升》卦六四爻辭說「王用亨于岐山」，可武王滅殷之後才追尊文王為「王」，倘若爻辭是文王自己所作，就不該出現「王用亨于岐山」這樣的說法。又如《明夷》卦六五爻辭說「箕子之明夷」，箕子是在武王孟津觀兵之後才被囚禁為奴的，文王不該預先說出「箕子之明夷」。

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忱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但言文王也。

再者《左傳》記載晉國韓宣子到魯國，見到《易象》一書，說「我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周公曾遭流言毀謗，也算是身處憂患。驗證這幾條，可斷定卦辭出於文王，爻辭出於周公；馬融、陸績等人都持這一說，現在就依從採用。之所以論作《易》只舉伏羲、文王、孔子「三聖」而不把周公算進去，是因為父親統攝兒子的事業。既然如此，《易》的爻辭大體也是文王的本意，所以只提文王。

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

至於《彖傳》《象傳》等「十翼」的文字，認定為孔子所作，前代學者並無異議；只是「十翼」究竟怎樣計數分篇，各家的算法卻不止一種。

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今亦依之。

既然文王的《易經》本來分成上、下兩篇，界限各自分明，那麼《彖傳》《象傳》既是解釋卦的，也應當隨經文分為上下。所以有一家這樣計算「十翼」：上《彖》為一，下《彖》為二，上《象》為三，下《象》為四，上《繫辭》為五，下《繫辭》為六，《文言》為七，《說卦》為八，《序卦》為九，《雜卦》為十。鄭玄一派都同意這個分法，現在也依從它。

朱子門人問：伏犧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后來重之邪？抑伏犧已自畫邪？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犧已有畫矣。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

朱熹的門人請教說：伏羲最初畫出八卦，那六十四卦是文王后來重疊而成的呢，還是伏羲自己就已經畫了？看「先天圖」，有了八卦自然就有六十四卦，懷疑伏羲時已經畫出來了。朱熹回答說：《周禮》講三種《易》的經卦都是八、別卦都是六十四，可見並不是文王一步步添畫出來的。

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犧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考。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犧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門人又問：那麼六十四卦的卦名，是伏羲本來就有，還是文王所定？朱熹說：這已無從考證。弟子子善問：依《繫辭傳》所舉十三卦「制器尚象」的話來看，恐怕伏羲時就已經有了。朱熹說：十三卦所謂「大概取象於《離》」「大概取象於《益》」，是說結繩做成網罟，其形狀恰有《離》卦之象，並不是先看見《離》卦才造出網罟來。

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所筆受也。某嘗以為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朱熹說：古文《周易》經、傳共十二篇，是東萊呂祖謙（字伯恭）所釐定的；另有《音訓》一篇，則出於他的門人金華王莘叟的筆錄。我一向認為，《易經》本來是為卜筮而作，都是借吉凶來給人訓示告誡，所以文辭雖然簡約，涵蓋的範圍卻極廣。孔子作傳，也只是略舉其中一端來揭示通例而已。

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力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

然而自從諸家把經拆開、把傳併入之後，學者貪圖文句就近取義，往往還沒有把整部經玩味透徹，就急著抓住傳文的某一端來強立定論。於是一卦一爻只被當作一件事看，《易》的功用反而受了侷限，無法通達天下萬事之理。對這種情形，我一向引以為病，所以再三誦讀呂伯恭這部書而深有感發，並不只是因為它的分章斷句接近古本罷了。

呂氏祖謙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盂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康成皆力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

呂祖謙說：漢朝興起後，講《易》的共有六家，只有費直一家傳的是古文《易》，卻沒有立於學官。劉向拿宮中古文本《易經》校對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的本子，發現三家有的地方脫漏了「無咎」「悔亡」之類文字，唯獨費氏本與古文本相合，可見費氏本才是真正孔門流傳下來的書。東漢馬融、鄭玄都致力於費氏之學，這部書才開始盛行。如今學官所列的王弼《易》，雖然宗尚老子、莊子之說，所據的底本其實仍是鄭玄一繫的本子。

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

費氏《易》在漢代各家中最接近古本，當時最受排斥擯棄，千年之後卻巋然獨存，這難道不是天意嗎！自從鄭玄、王弼把《彖傳》《象傳》《文言》併入經文，學者就再也見不到古本的面目。近世嵩山晁說之編定古本《周易》，想恢復它的舊貌，但他刪補分合之處，讀者有人覺得不夠妥當。我呂祖謙謹依據晁氏之書，再參考各種傳注史籍，重新釐定為十二篇；篇目與卷帙的劃分，一概以古本為準。

文王卦下之辭謂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為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爻下辭謂之《象》，爻辭多文王后事，故諸說皆以為爻辭出於周公。

文王繫在卦下的辭叫作「彖」，孔子只是順著這些卦辭敘述其中的意思，所以把自己那一篇也題作《彖》。假使文王繫在卦下的辭不叫「彖」，孔子為什麼會說「聰明人只看《彖》辭，就已經思過大半了」呢？繫在爻下的辭叫作「象」；爻辭裡所記多是文王身後的事，所以各家都認為爻辭出於周公之手。

大象，卦畫是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觀卦畫則見其象也。《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小象》，釋周公之辭，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之類，皆象之傳也。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

所謂「大象」，指的就是卦畫本身：天、地、水、火、雷、風、山、澤這八種物象，一看卦畫便可見到。《大象傳》的文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小象傳》則是解釋周公所作爻辭的，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之類，兩者都屬於解釋「象」的傳文。所以說：經，是文王和周公所作；傳，是孔子所作。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曾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兩句，稱之為「易大」——此處底本有脫文，當作「易大傳」。

稅氏與權曰：按呂汲公元豐王戌昉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學官，景迂晁生建中靖國辛巳併為八篇，號《古周易》，繕寫而藏於家。巽巖李文簡公紹興辛未謂北學各有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新安朱文公表出東萊呂成公《古文周易經傳音訓》，乃謂編古《易》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蜀本與？然成公則議晁生並上下經為非，而文公《易本義》，則篇第與汲公吻合。

稅與權說：考呂大防（封汲郡公）在宋神宗元豐壬戌年，最早把《周易》古經十二篇刊刻在成都的學官；晁說之（自號景迂）在宋徽宗建中靖國辛巳年把它合併為八篇，題名《古周易》，抄寫收藏在家中。李燾（號巽巖，諡文簡）在宋高宗紹興辛未年，認為北方學者各有師承，於是經名沿用呂大防本、篇次沿用晁說之本，重新刊刻。到孝宗淳熙壬寅年，新安朱熹（諡文公）表彰東萊呂祖謙（諡成公）的《古文周易經傳音訓》，竟說編定古本《易》是從晁說之開始的。莫非呂、朱兩位都不曾見過呂大防的蜀刻本嗎？不過呂祖謙曾批評晁說之把上下經合併為一是錯的，而朱熹《周易本義》的篇次，反倒與呂大防本完全吻合。

王氏應麟曰：《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雲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

王應麟說：陸德明《經典釋文》解《說卦》時引用《荀爽九家集解》，從中得到八卦失傳的取象三十一條。《隋書·經籍志》與《唐書·藝文志》都著錄此書十卷，只有《經典釋文·序錄》列出了「九家」的姓名，並說不知是何人所輯，題作「荀爽」，是因為以荀爽一家為主的緣故。那篇序裡列的是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九人所作的《易義》；註文中另外還有張氏、朱氏，都不清楚是什麼人。

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

荀悅《漢紀》說：馬融著《易解》，頗多標新立異的說法；荀爽著《易傳》，則依據爻位的承、乘、應與陰陽變化之義，用「十翼」十篇的文字來解說經文意旨。從此兗州、豫州一帶講《易》的人，都傳習荀氏之學；如今荀氏之說保存在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