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周易折中 · 第 1 卷

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开之微旨，或有议论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

《易》这门学问广博宏大、无所不备，可是自秦汉以后，就再没有人能真正把握它的精微处了。到了宋代，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兄弟、张载几位先生才把其中的奥义阐发出来；其中唯有朱熹能兼顾「象数」与「天理」两面，不随流俗之见而独自裁定是非，五百多年间学者奉为定论，不再有异同之争。可是从宋、元、明一路到本朝，后来的人依托前辈儒者已经开启的精微宗旨，各自另发议论、张扬己见，渐渐反倒替后人生出许多疑惑来。

联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知诸书大全之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学有本，易理精祥，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览，片字一画，斟酌无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传之天下后世，能以正学为事者，自有所见欤！

朕（原文「联」为「朕」字之讹）从少年时起就留心经书义理，五十多年不曾稍有间断，深知明代官修《周易大全》一类书驳杂不纯，无奈自己并非专治一经、纯熟到家的人。朕深知大学士李光地平素为学有根柢，于《易》理精详透彻，因此特地命他编修《周易折中》：上则考定「河图」「洛书」的本末源流，下则遍及历代诸儒的考订之说，凡属通经而不可移易的定论，都折中裁断、择善而从。前后经历两个寒暑，朕在深夜三更时分仍逐卷披览，一字一画都反复斟酌而不敢懈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天书成，传之天下后世；凡能以正学为己任的人，读了自然会有所领会吧。

康熙五十四年春三月十八日书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一七一五年）春三月十八日，皇帝亲笔写下这篇序文。

一、《易经》二篇、《传》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费直、王弼乃以传附经，而程子从之。至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诸儒，以为应复其旧。朱子《本义》所据者，祖谦本也。

第一条：《易》的经文原分上、下两篇，孔子所作的《传》共十篇，古时候经与传各自单行，本不相混。到了汉代的费直和魏代的王弼，才把《传》文拆开附到经文下面，程颐作《伊川易传》也沿用了这种编法。此后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几位学者认为应当恢复经传分立的旧貌；朱熹作《周易本义》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吕祖谦重新厘定的这个古本。

明初，《程传》、《朱义》并用，而以世次先程后朱，故修《大全》书，破析《本义》而从《程传》之序。今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原本，庶学者由是以复见古经，不至习近而忘本也。

明朝初年，官方把《伊川易传》与《周易本义》并列采用，又依时代先后把程颐排在朱熹之前，所以纂修《周易大全》时，就拆散《本义》原有的次第去迁就《程传》的编排。如今本书认定治《易》应当以朱熹为主，因此把《本义》列在前面；至于经文与传文的先后次第，也一概依照《本义》的原本，好让学者由此重新见到古《易》的本来面目，不至于只熟悉近世通行的本子而忘掉根本。

二、诸易所论易书作述传授，以及易理之奥，易义之纲，学者读易之方，说者同异之概，皆后学所宜先知也。《大全》有纲领一篇，止存程朱之说。今案周子、张子、邵子，皆于易理精邃，虽无说经全书，而大义微言，往往独得。又历代诸儒叙述源流，讲论指趣，其说皆不可废，并以世次义类，叙为三篇，不独与程朱之言，互相发明，亦以见程朱之书，有源有委。合古今以为公，非夫师心立异者比也。

第二条：历来讲《易》的人所论及的，包括《易》这部书由谁创作、谁传述、怎样授受流传，《易》理的深奥处，《易》义的大纲，学者读《易》的门径，以及各家解说异同的大概，这些都是后学应当先弄清楚的。明代《周易大全》有《纲领》一篇，却只收程颐、朱熹两家之说。今按：周敦颐、张载、邵雍三位先生对《易》理体会都极精深，虽然没有留下逐句解经的完整著作，但其中的宏旨微言常有独到之处；再加上历代学者叙述《易》学源流、讨论宗趣，这些议论也都不该废弃。因此本书把它们按时代先后与义理门类，编成《纲领》三篇。这样做不但能与程、朱之说互相印证发明，也可以看出程、朱的著作是有来源、有承接的。汇合古今众说以求公论，与那种自作聪明、故意标新立异的做法完全不同。

三、易辞有义例，据夫子《彖传》《象传》求之，皆可推见。自王氏《略例》以后，诸儒皆有发明而未详备，今稍为之胪列分析，示学者观象玩辞之要，盖全经之大凡，故与纲领并叙卷首。

第三条：《易》的卦爻辞自有一套体例，只要依着孔子所作的《彖传》《象传》去寻求，都可以推寻出来。自从王弼作《周易略例》以后，历代学者对此各有发明，却都还不够详尽完备。现在稍作条列剖析，指示学者「观象」「玩辞」的要领。这些是通贯全经的大纲，所以和《纲领》一并编在卷首。

四、《大全》书所采诸家之说，惟宋元为多。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列《朱义》于前者，易之本义，朱子独得也。《程传》次之者，易之义理。程子为详也。二子实继四圣而有作，故以其书系经后。

第四条：《周易大全》所采录的各家学说，以宋、元两代为最多。本书所收，上起汉、晋，下到元、明，使两千年间《易》学的源流都能一览无遗。把朱熹《周易本义》列在最前，是因为《易》的本来意旨唯有朱熹独得其真；把程颐《伊川易传》列在其次，是因为《易》中的义理以程颐讲得最为详备。程、朱二位先生实在是承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位圣人而有所述作的，所以把他们两家的书接在经文之后。

其余汉晋唐宋元明诸儒，所得有浅深，所言有粹驳，并采其有益于经者，又系朱程之后；其或所言与朱程判然不合，而亦可以备一说广多闻者，别标为附录以终之，稽异阙疑，用俟后之君子，是亦朱子之志也。

其余汉、晋、唐、宋、元、明各代学者，所得有深有浅，所说有精纯也有驳杂，凡是对读经有益的都一并采录，附在程、朱两家之后。至于那些说法与程、朱明显不合，但仍可以备存一说、增广见闻的，就另外标为「附录」放在最末。考察异说、把可疑之处暂时空着，留待后来的君子去解决，这也正是朱熹当年的心愿。

五、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束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然弼所得者，乃老庄之理，不尽合于圣人之道，故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今案溺于象数，而支离无根者，固可弃矣。

第五条：汉、晋之间讲《易》的人，大都沉溺在象数的支流末派里，离开了《易》的根本宗旨。所以隋、唐以后只有王弼一家独行于世，因为他能打破「互卦」「纳甲」「飞伏」这类琐碎鄙陋的术法，专就义理来讲经。然而王弼所领会的，其实是老子、庄子那一路的道理，并不完全合乎圣人之道，所以自从程颐《伊川易传》问世，王弼之说又被废置了。今按：沉溺于象数而支离破碎、毫无根据的说法，固然可以弃置不用。

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非它书专言义理者比也。但自焦赣、京房以来，穿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至康节邵子，其学有传，所发明图卦蓍策，皆易学之本根，岂可例以象数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与程子井称。《本义》之作，实参程邵两家以成书也。

但是《易》这部书，本来就是根据象与数而作的，不同于其他专讲义理的典籍。只因自西汉焦赣、京房这一派讲卦气灾异的人以来，穿凿附会太过分，恪守义理的儒者就干脆鄙薄象数，以为不值一提。到了邵雍（谥康节），他的学问有师承来历，所阐发的河洛图书、卦位排布与蓍策揲算之法，都是《易》学的根本所在，怎么可以一概当作寻常象数看待呢？所以朱熹特意表彰推重他，把他与程颐并称（原文「井称」即「并称」）。朱熹作《周易本义》，其实是兼取程颐、邵雍两家之说而成书的。

后之学者，言理义、言象数，但折中于朱子可矣。近代解经者，犹多拾术数之绪余，以矜其奇僻，而不知其非数之真也。陈事理之糟粕，而入于迂浅，而不知其失理之妙也。凡若此者，皆删不剥，以还洁静精微之旧焉。

后来的学者，无论讲义理还是讲象数，只要以朱熹为折中的准则就行了。近代解经的人，还有不少拾取术数的残余，用来炫耀自己的奇僻，却不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数理；也有人陈说事理的糟粕，流于迂腐浅陋，却不知道那已经丢掉了义理的精妙。凡属这两类，本书一概删削剥落，以恢复《易》「洁静精微」的本来面目。

六、朱子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诸经皆然，不独《易》也。况《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然程子所说，皆修齐治平之道，平易精实，有补学者。朱子亦谓所作《本义》简略，以义理《程传》既

第六条：朱熹之学出于程颐，然而两家在文句训解上的异同很多，各经都是如此，不单单《易》为然。何况在《易》上，程颐认为它是圣人讲义理的书，朱熹却认为它是圣人教人卜筮的书，两人的宗趣本来就不同。不过程颐所讲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平实精当，对学者大有补益；朱熹自己也说所作的《周易本义》失之简略，因为讲义理已经有《伊川易传》在前——此处底本有脱文，下文直接接第七条。

七、《启蒙》为朱子成书，与《本义》相表里。今《大全》中所载图说数条，乃作《本义》时，略撮大要，以冠篇端。卦变一图，则又因《本义》卦下有以卦变为说者，故作此以明之，与占筮卦变异法，总不若《启蒙》之详备也。

第七条：《易学启蒙》是朱熹另外写成的一部书，与《周易本义》互为表里。如今《周易大全》所载的那几条图说，只是朱熹作《本义》时略略摘取要点、冠在全书篇首的东西。至于其中的「卦变图」，则是因为《本义》在某些卦下用卦变来解释卦辞，才另作此图加以说明；它与占筮所用的卦变又是两套不同的方法，总之都不如《易学启蒙》讲得详尽完备。

《大全》以图说为主，而采《启蒙》以附其下，且又但采其“本图书”、“原卦画”二篇，至“明蓍策”、“考变占”二篇，则文既不录，图亦不载，但以筮时仪节，及不同法之卦变当之，使学者不见朱子极论象数之全，未免疏略。今以《启蒙》全编，具载书后，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

《周易大全》以那几条图说为主体，只把《易学启蒙》采来附在下面，而且仅仅采录了《本图书》《原卦画》两篇；至于《明蓍策》《考变占》两篇，正文既不收录，图也不刊载，只拿筮占时的仪节和另一套算法的卦变来充数，使学者看不到朱熹论述象数的完整规模，未免太疏略了。现在把《易学启蒙》全书完整地附载在本书之后，庶几合于古人「右书左图」的用意，也就是读书时以文字居右、图象居左，两相参看。

朕讲学之外，于历象、《九章》之奥，游心有年，涣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后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为摹画分析，敷畅厥旨，附于《启蒙》之后，目曰《〈启蒙〉附论》。

朕在讲论经学之余，对天文历法之学与《九章算术》一类算学的深奥处，也留心多年，豁然明白它们都不出《易》道的范围。所以从「河图」「洛书」的本原，到先天、后天两种卦位的排布，以至《系辞传》所说「大衍之数」的推演之法，都稍稍加以摹画分析，把其中的意旨铺陈发挥出来，附在《易学启蒙》之后，题为《〈启蒙〉附论》。

八、夫子十翼以《序卦》、《杂卦》终编，其次第微密，错杂成章，诸儒置而不讲已久。朕因陈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义，因邵康节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杂卦》之根，始知圣意微妙，圣言精深，引而不发，如众曜之罗列，七纬之交错，参差凌乱。有待于仰观推步者之能求其故也。故为《序卦》、《杂卦》明义，次于《〈启蒙〉附论》之后而终编焉。

第八条：孔子所作的「十翼」，以《序卦传》《杂卦传》收尾，这两篇的次序细密，看似错杂而自成章法，历代学者搁置不讲已经很久了。朕因为陈抟（五代宋初道家易学宗师，世称希夷先生）反复推究《系辞传》所举九卦的用意，从而思索《序卦》的义理；又因为邵雍所说四象两两相交而成十六事的话，从而悟出《杂卦》的根柢，这才知道圣人用意微妙、措辞精深，只把线索摆出来而不点破，就像满天星宿罗列、日月五星交错运行，看去参差凌乱，其实要等善于仰观天象、推算历数的人才能求出其中的缘故。所以朕为《序卦》《杂卦》阐明义理，编次在《〈启蒙〉附论》之后，作为全书的收尾。

《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周礼·春官》记载：「大卜」这一官职掌管三种《易》的占法，第一种叫《连山》，第二种叫《归藏》，第三种叫《周易》。这三种《易》所用的基本卦（「经卦」）都是八个，由八卦相重而分衍出来的「别卦」都是六十四个。

陆氏德明曰：宓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作者）说：伏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抬头观察日月星辰的天象，低头考察山川原隰的地理，观看鸟兽身上的纹理和各地物产的相宜之处，近处取法于人的身体，远处取法于万物，这才开始画出八卦；再把八卦两两相重，成为六十四卦。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作了卦辞，周公作了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合称「十翼」。班固在《汉书》中说：孔子晚年喜好《易》，反复研读，串联竹简的皮绳都磨断了三次，于是替《易》作「传」，所谓「传」就是「十翼」。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马干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燔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

《易》的师承，自鲁国商瞿（字子木）从孔子受《易》开始：商瞿传给鲁国桥庇（字子庸），桥庇传给江东马干臂（字子弓），马干臂传给燕国周丑（字子家），周丑传给东武孙虞（字子乘），孙虞传给齐国田何（字子庄）。等到秦始皇焚书，《易》因为属于卜筮之书而独独不在禁毁之列，所以师徒授受一直没有中断。

《隋书》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及洛阳周王孙，梁人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

《隋书·经籍志》说：秦朝焚书，《周易》独因是卜筮之书而得以保全，只散失了《说卦》等三篇，后来由河内郡一位女子发现才复出于世。汉朝兴起后，田何以齐国田氏的身份被迁徙到杜陵，人称「杜田生」；他传授给东武的王同（字子中）、洛阳的周王孙、梁地的丁宽、齐地的服生，这几位都各自撰有《易传》。

汉初言《易》者本之田生。同授缁川杨何，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及孟喜、梁邱贺，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学焉。施雠传《易》，授张禹及琅琊鲁伯，禹授淮阳彭宣及沛戴崇，伯授太山屯莫如及琅邪邴丹。后汉刘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其子轶。孟喜父孟卿善为《礼》、《春秋》。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繁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

汉初讲《易》的人都本源于田何。王同传给缁川的杨何，丁宽传给同郡砀地的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雠、孟喜、梁丘贺，于是《易》学有了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施雠传《易》，授给张禹和琅琊的鲁伯；张禹又传给淮阳的彭宣、沛地的戴崇，鲁伯传给太山的屯莫如、琅邪的邴丹。东汉刘昆从沛人戴宾那里学得施氏《易》，他的儿子刘轶又继承家学。孟喜的父亲孟卿擅长《礼》与《春秋》，孟卿因为《礼》经篇卷太多、《春秋》头绪繁杂，就让孟喜改从田王孙学《易》。

喜为易章句，授同郡白光及沛翟牧，后汉洼丹、鲑阳鸿、任安皆传孟氏《易》。粱邱贺本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后更事田王孙，传子临，临传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骏，充宗授平陵土孙张及沛邓彭祖、齐衡咸。后汉范升传梁邱《易》，以授京兆杨政，又颍川张兴传梁邱易，弟子著录且万人。子鲂传其业。

孟喜撰有《易》的章句之学，传授给同郡的白光和沛地的翟牧；东汉的洼丹、鲑阳鸿、任安都传习孟氏《易》。梁丘贺起初随太中大夫京房学《易》，后来改从田王孙，学成后传给儿子梁丘临；梁丘临传给五鹿充宗和琅邪的王骏，五鹿充宗又传给平陵的士孙张、沛地的邓彭祖、齐地的衡咸。东汉范升传习梁丘《易》，授给京兆的杨政；颍川张兴也传梁丘《易》，登记在册的弟子将近万人，其子张鲂继承了他的学业。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房为《易》章句，说长于灾异，以授东海段嘉及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前汉多京氏学。

另一位京房则从梁地人焦延寿（即焦赣）学《易》。焦延寿自称曾向孟喜问过《易》，京房便认定焦氏之学就是孟氏一派；孟喜的弟子翟牧、白光却不肯承认，说不是这么回事。京房也撰有《易》的章句，其学长于用卦爻推说灾异，传授给东海的段嘉、河东的姚平、河南的乘弘，这几人都做了郎官或博士，因此西汉后期讲京氏《易》的人很多。

后汉戴冯、孙期、魏满并传之。费直传《易》，授琅邪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

东汉的戴冯、孙期、魏满都传习京氏《易》。另有费直传《易》，授给琅邪的王璜，形成费氏一派；这一派所据的本子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称为「古文《易》」，不作繁琐的章句训诂，只用《彖传》《象传》《系辞》《文言》来解说上下经的经文。

汉成帝时，刘向典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向又以中古文《易经》校施、盂、梁邱三家之《易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范氏《后汉书》云：京兆陈元，扶风马融，河南郑众，北海郑康成，颍川荀爽，并传费氏《易》。

汉成帝时，刘向主持校勘宫中藏书，考核各家《易》说，认为诸家都渊源于田何、杨何（字叔元）、丁宽（曾任将军），大体义旨相近，只有京房一家与众不同。刘向又拿宫中所藏古文本《易经》去校对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的《易经》，发现三家本子有的地方脱漏了「无咎」「悔亡」这类断语，唯独费氏本与古文本相同。范晔《后汉书》说：京兆的陈元、扶风的马融、河南的郑众、北海的郑玄（字康成）、颍川的荀爽，都传习费氏《易》。

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易》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及兰陵母将永，为高氏学，汉初立《易》杨氏博士，宣帝复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费、高二家不得立，民间传之。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其《系辞》

沛地人高相治《易》，和费直同时，他这一派也不作章句，专讲阴阳灾异，自称学问出于丁宽。传到高相手里，高相授给儿子高康和兰陵的毋将永，形成高氏一派。汉朝初年只设了杨何的《易》学博士，汉宣帝时又增立施、孟、梁丘三家《易》，汉元帝时再立京氏《易》，费、高两家始终未能立于学官，只在民间流传。东汉以后费氏兴盛，高氏就衰微了。西晋永嘉之乱中，施氏、梁丘氏的《易》亡佚，孟氏、京氏、费氏的《易》也无人传习，只有郑玄、王弼（字辅嗣）两家的注本流行于世，而王弼注更为世人所推重。至于其《系辞》——此处底本有脱文。

孔氏颖达曰：《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牺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伏牺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

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的作者）说：《系辞传》讲「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以为法则」，所以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人都说伏羲得到「河图」才作《易》。这就是说，伏羲虽然得了「河图」，仍须抬头观天、低头察地，彼此参验校正，然后才画出卦来。伏羲最初画出八卦，万物的象征就已包含在其中了，所以《系辞传》说「八卦排成行列，物象就在里面」。不过虽有万物之象，万物变化会通的道理还不完备，因此就着八卦再加重叠，每卦六爻，于是重成六十四卦，《系辞传》所说「因八卦而重之，爻就在里面」正指这件事。

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康成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沦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依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

至于把八卦重成六十四卦的是谁，诸家说法不同，共有四种：王弼等人认为是伏羲重卦，郑玄一派认为是神农重卦，孙盛认为是夏禹重卦，司马迁等人认为是周文王重卦。主张夏禹或文王重卦的，可按《系辞传》所记，神农时代造耒耜、开集市，已经说「大概取象于《益》卦与《噬嗑》卦」，用这一点来衡量（原文「沦」为「论」字之讹），两说不攻自破。说神农重卦，也还不算妥当。如今依从王弼之说，认为伏羲画出八卦之后就自行重为六十四卦，最合乎事实。重卦的用意，《说卦传》里讲得完备，这里不再详述。

伏牺之时，道尚质素，画卦重爻，足以垂法。后代浇讹，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为教，故作《系辞》以明之。

伏羲的时代，风气崇尚质朴，只要画出卦、重出爻，就足以给后世立下法则。后来世风浇薄诈伪，人的德性不如古人，单靠爻与象已经不足以施行教化，所以孔子才作《系辞传》来阐明其中的道理。

按《周礼大卜》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牺，《归藏》黄帝。郑康成《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康成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康成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繁而无用，今所不取。

按《周礼》大卜所掌的三种《易》：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汉代传《周礼》之学的杜子春说：《连山》属伏羲，《归藏》属黄帝。郑玄在《易赞》和《易论》中却说：夏代的叫《连山》，殷代的叫《归藏》，周代的叫《周易》。郑玄又解释说：所谓《连山》，取象于山间云气连绵不断；所谓《归藏》，是说万物无不归藏在其中；所谓《周易》，是说《易》道周遍普及、无所不备。郑玄虽有这番解释，却拿不出文献依据；前代学者又顺着他的思路，引申出三代递相尚忠、尚质、尚文那一套文质互变的义理来附会三《易》的名目，全都繁琐而无用，如今一概不取。

按《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朊朊”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也。

再按《世谱》等书，神农一名连山氏，也叫列山氏；黄帝一名归藏氏。既然《连山》《归藏》都是取自帝号的名目，那么《周易》称「周」，就是取岐山之南的地名，《毛诗》所说「周原膴膴」（原文作「朊朊」）指的正是这块土地。而且文王演《易》的时候正被囚在羑里，周的功业尚未兴起，还属殷商之世，所以标出「周」字以区别于殷。因为是文王所推演，故称《周易》，就像《周书》《周礼》标一个「周」字以区别于其他朝代一样。

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按《系辞》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

关于《周易》卦爻辞由谁所系，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卦辞和爻辞都出自文王之手，依据是《系辞传》说：「《易》的兴起，大概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怕是心怀忧患吧？」又说：「《易》的兴起，大概正当殷商末世、周德方盛的时候吧？正当文王与纣王之间那段事吧？」所以司马迁说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周易》，正应了「作《易》者其有忧患」那句话。郑玄一派的学者，都依从这一说。

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

第二种说法认为，考察爻辞所记多是文王身后的事。比如《升》卦六四爻辞说「王用亨于岐山」，可武王灭殷之后才追尊文王为「王」，倘若爻辞是文王自己所作，就不该出现「王用亨于岐山」这样的说法。又如《明夷》卦六五爻辞说「箕子之明夷」，箕子是在武王孟津观兵之后才被囚禁为奴的，文王不该预先说出「箕子之明夷」。

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忱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但言文王也。

再者《左传》记载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象》一书，说「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周公曾遭流言毁谤，也算是身处忧患。验证这几条，可断定卦辞出于文王，爻辞出于周公；马融、陆绩等人都持这一说，现在就依从采用。之所以论作《易》只举伏羲、文王、孔子「三圣」而不把周公算进去，是因为父亲统摄儿子的事业。既然如此，《易》的爻辞大体也是文王的本意，所以只提文王。

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

至于《彖传》《象传》等「十翼」的文字，认定为孔子所作，前代学者并无异议；只是「十翼」究竟怎样计数分篇，各家的算法却不止一种。

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今亦依之。

既然文王的《易经》本来分成上、下两篇，界限各自分明，那么《彖传》《象传》既是解释卦的，也应当随经文分为上下。所以有一家这样计算「十翼」：上《彖》为一，下《彖》为二，上《象》为三，下《象》为四，上《系辞》为五，下《系辞》为六，《文言》为七，《说卦》为八，《序卦》为九，《杂卦》为十。郑玄一派都同意这个分法，现在也依从它。

朱子门人问：伏牺始画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后来重之邪？抑伏牺已自画邪？看先天图，则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牺已有画矣。曰：《周礼》言三《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便见不是文王渐画。

朱熹的门人请教说：伏羲最初画出八卦，那六十四卦是文王后来重叠而成的呢，还是伏羲自己就已经画了？看「先天图」，有了八卦自然就有六十四卦，怀疑伏羲时已经画出来了。朱熹回答说：《周礼》讲三种《易》的经卦都是八、别卦都是六十四，可见并不是文王一步步添画出来的。

又问：然则六十四卦名，是伏牺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考。子善问，据十三卦所言，恐伏牺时已有。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

门人又问：那么六十四卦的卦名，是伏羲本来就有，还是文王所定？朱熹说：这已无从考证。弟子子善问：依《系辞传》所举十三卦「制器尚象」的话来看，恐怕伏羲时就已经有了。朱熹说：十三卦所谓「大概取象于《离》」「大概取象于《益》」，是说结绳做成网罟，其形状恰有《离》卦之象，并不是先看见《离》卦才造出网罟来。

古文《周易》经传十二篇，东莱吕祖谦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训》一篇，则其门人金华王莘叟所笔受也。某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亦略举其一端以见凡例而已。

朱熹说：古文《周易》经、传共十二篇，是东莱吕祖谦（字伯恭）所厘定的；另有《音训》一篇，则出于他的门人金华王莘叟的笔录。我一向认为，《易经》本来是为卜筮而作，都是借吉凶来给人训示告诫，所以文辞虽然简约，涵盖的范围却极广。孔子作传，也只是略举其中一端来揭示通例而已。

然自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便文取义，往往未及玩心全经，而遽执传之一端以力定说。于是一卦一爻，仅为一事，而《易》之为用，反有所局，而无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盖病之，是以三复伯恭父之书而有发焉，非特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

然而自从诸家把经拆开、把传并入之后，学者贪图文句就近取义，往往还没有把整部经玩味透彻，就急着抓住传文的某一端来强立定论。于是一卦一爻只被当作一件事看，《易》的功用反而受了局限，无法通达天下万事之理。对这种情形，我一向引以为病，所以再三诵读吕伯恭这部书而深有感发，并不只是因为它的分章断句接近古本罢了。

吕氏祖谦曰：汉兴，言《易》者六家，独费氏传古文《易》，而不立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盂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真孔氏遗书也。东京马融、郑康成皆力费氏学，其书始盛行。今学官所列王弼《易》，虽宗庄老，其书固郑氏书也。

吕祖谦说：汉朝兴起后，讲《易》的共有六家，只有费直一家传的是古文《易》，却没有立于学官。刘向拿宫中古文本《易经》校对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的本子，发现三家有的地方脱漏了「无咎」「悔亡」之类文字，唯独费氏本与古文本相合，可见费氏本才是真正孔门流传下来的书。东汉马融、郑玄都致力于费氏之学，这部书才开始盛行。如今学官所列的王弼《易》，虽然宗尚老子、庄子之说，所据的底本其实仍是郑玄一系的本子。

费氏《易》在汉诸家中最近古，最见排摈，千载之后，岿然独存，岂非天哉！自康成、辅嗣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古《周易》，将以复于其旧。而其刊补离合之际，览者或以为未安。祖谦谨因晁氏书参考传记，复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为断。

费氏《易》在汉代各家中最接近古本，当时最受排斥摈弃，千年之后却岿然独存，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自从郑玄、王弼把《彖传》《象传》《文言》并入经文，学者就再也见不到古本的面目。近世嵩山晁说之编定古本《周易》，想恢复它的旧貌，但他删补分合之处，读者有人觉得不够妥当。我吕祖谦谨依据晁氏之书，再参考各种传注史籍，重新厘定为十二篇；篇目与卷帙的划分，一概以古本为准。

文王卦下之辞谓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辞不谓之《彖》，孔子何为言“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爻下辞谓之《象》，爻辞多文王后事，故诸说皆以为爻辞出于周公。

文王系在卦下的辞叫作「彖」，孔子只是顺着这些卦辞叙述其中的意思，所以把自己那一篇也题作《彖》。假使文王系在卦下的辞不叫「彖」，孔子为什么会说「聪明人只看《彖》辞，就已经思过大半了」呢？系在爻下的辞叫作「象」；爻辞里所记多是文王身后的事，所以各家都认为爻辞出于周公之手。

大象，卦画是也。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观卦画则见其象也。《大象》之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小象》，释周公之辞，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之类，皆象之传也。经，文王周公所作也。传，孔子所作也。司马谈《论六经要指》引“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谓之“易大

所谓「大象」，指的就是卦画本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这八种物象，一看卦画便可见到。《大象传》的文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小象传》则是解释周公所作爻辞的，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之类，两者都属于解释「象」的传文。所以说：经，是文王和周公所作；传，是孔子所作。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曾引「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两句，称之为「易大」——此处底本有脱文，当作「易大传」。

税氏与权曰：按吕汲公元丰王戌昉刻《周易》古经十二篇于成都学官，景迂晁生建中靖国辛巳并为八篇，号《古周易》，缮写而藏于家。巽岩李文简公绍兴辛未谓北学各有师授，经名从吕，篇第从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新安朱文公表出东莱吕成公《古文周易经传音训》，乃谓编古《易》自晁生始。岂二公或不见汲公蜀本与？然成公则议晁生并上下经为非，而文公《易本义》，则篇第与汲公吻合。

税与权说：考吕大防（封汲郡公）在宋神宗元丰壬戌年，最早把《周易》古经十二篇刊刻在成都的学官；晁说之（自号景迂）在宋徽宗建中靖国辛巳年把它合并为八篇，题名《古周易》，抄写收藏在家中。李焘（号巽岩，谥文简）在宋高宗绍兴辛未年，认为北方学者各有师承，于是经名沿用吕大防本、篇次沿用晁说之本，重新刊刻。到孝宗淳熙壬寅年，新安朱熹（谥文公）表彰东莱吕祖谦（谥成公）的《古文周易经传音训》，竟说编定古本《易》是从晁说之开始的。莫非吕、朱两位都不曾见过吕大防的蜀刻本吗？不过吕祖谦曾批评晁说之把上下经合并为一是错的，而朱熹《周易本义》的篇次，反倒与吕大防本完全吻合。

王氏应麟曰：《说卦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释文序录》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称荀爽者，以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马融、郑康成、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子玄为《易义》，注内又有张氏，朱氏，并不详何人。

王应麟说：陆德明《经典释文》解《说卦》时引用《荀爽九家集解》，从中得到八卦失传的取象三十一条。《隋书·经籍志》与《唐书·艺文志》都著录此书十卷，只有《经典释文·序录》列出了「九家」的姓名，并说不知是何人所辑，题作「荀爽」，是因为以荀爽一家为主的缘故。那篇序里列的是荀爽、京房、马融、郑玄、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子玄九人所作的《易义》；注文中另外还有张氏、朱氏，都不清楚是什么人。

荀悦《汉纪》云，马融著《易解》，颇生异说。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传荀氏学，今其说见于李鼎祚《集解》。

荀悦《汉纪》说：马融著《易解》，颇多标新立异的说法；荀爽著《易传》，则依据爻位的承、乘、应与阴阳变化之义，用「十翼」十篇的文字来解说经文意旨。从此兖州、豫州一带讲《易》的人，都传习荀氏之学；如今荀氏之说保存在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