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滥觞 · 第 1 卷

（臣）等谨案：《易学滥觞》一卷，元黄泽撰。泽字楚望，资州人，家于九江。大德中尝为景星书院山长，又为东湖书院山长，年逾八十乃终。故赵汸生于元末，犹及师事之，其《易》与春秋之学皆受之于泽者也。泽垂老之时，欲注《易》、《春秋》二经，恐不能就，故作此书及《春秋指要》发其大凡。卷首有延佑七年吴澄题词。据其所言，二书葢合为一帙。今《春秋指要》亦无传本，惟此书仅存。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注曰：「已佚」，则彝尊亦未及见，知为稀觏之本矣。

臣等谨慎查考：《易学滥觞》一卷，是元代黄泽所撰写。黄泽字楚望，四川资州人，后来把家安在江州九江。元成宗大德年间，他曾出任景星书院的山长（书院主讲），后来又做过东湖书院山长，活到八十开外才去世。所以生在元朝末年的赵汸，还赶得上拜他为师；赵汸在《周易》和《春秋》两门学问上的造诣，都是从黄泽那里承接下来的。黄泽到了衰老之年，本想给《周易》《春秋》两部经书作注，又怕有生之年做不完，因此先写下这部书和另一部《春秋指要》，把两部注书的大纲要旨先揭示出来。此书卷首有元仁宗延祐七年吴澄所写的题词。按吴澄的说法，《易学滥觞》和《春秋指要》原本是合订成一帙的。如今《春秋指要》已无传本，只剩这一部书还保存下来。清人朱彝尊在《经义考》里著录过此书，下注「已佚」两字，可见连朱彝尊也不曾亲眼见到，足见它是极为罕见的珍本。

其说《易》以明象为本，其明象则以《序卦》为本，其占法则以《左传》为主。大旨谓王弼之废象数，遁于元虚；汉儒之用象数，亦失于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其中歴陈《易》学不能复古者，一曰：“《易》之名义”，一曰：“重卦之义”，一曰：“逆顺之义”，一曰：“卦名之义”，一曰：“卦变之义”，一曰：“卦名”，一曰：“《易》数之原”，一曰：“《易》之词义”，一曰：“《易》之占词”，一曰：“蓍法”，一曰：“占法”，一曰：“序卦”，一曰：“脱误疑字”，凡十三事。持论皆有根据。虽未能勒为全书，而发明古义，体例分明，已括全书之宗要。因其说而推演之，亦足为说《易》之圭臬矣。

黄泽讲《周易》，以阐明卦爻之「象」为根本；要阐明象，又以《序卦传》为根本；至于占筮之法，则以《左传》所载筮例为主要依据。他的大旨是：王弼废弃象数，结果逃入玄虚一路；汉代儒者虽然使用象数，却又失之琐碎支离；所以他折中于两家之间，斟酌出一个持平的路数。书中逐条列举后世《易》学不能恢复古法的地方，一是「《易》的名称义训」，二是「重卦的道理」，三是「逆数顺数的道理」，四是「卦名所取的义理」，五是「卦变之法」，六是「卦名的起源」，七是「《易》数的本原」，八是「《易》辞的义理」，九是「《易》的占辞」，十是「揲蓍之法」，十一是「占断之法」，十二是「《序卦》」，十三是「文字脱漏讹误的疑难字」，共计十三桩。所持的议论都有根据。此书虽然没能写成一部完整的著作，但发明古人本义、体例清楚分明，已经把全书的宗旨要领都包括在内。顺着他的说法加以推演，也足以拿来做解说《周易》的准绳了。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臣等恭敬地校勘完毕，进呈皇上御览。

楚望夫子之注经，其志可谓善矣。《易》欲眀象，《春秋》欲明书法，盖将前无古、后无今，特出其所得之大概示人，而全注未易成也。每以家贫年迈，弗果速成其注为，嗟世亦有仁义之人，能俾遂其志者乎？予所不能必也。道之行与，命也！爱莫助之，永叹而巳。延佑第七立秋之后四日，临川吴澄书于《易学滥觞》、《春秋指要》之卷端。

楚望先生黄泽给经书作注，他的志向可以说是很好的了。他解《周易》要阐明卦爻之象，解《春秋》要阐明笔削书写的义例，气魄之大，简直是前人未曾说过、后人也难以再说；如今只是把自己所得的大略先拿出来给世人看，至于两部完整的注本，实在不容易写成。他常因家境贫寒、年事已高，来不及赶紧把注写完。唉，世上难道也有讲仁义的人，肯出力帮他了却这桩心愿吗？这一点我不敢断定。大道能不能通行于世，是天命啊！我虽然心里疼惜，却帮不上忙，只能长叹罢了。延祐七年立秋后第四天，临川人吴澄写在《易学滥觞》《春秋指要》两书的卷首。

说《周易》者，自汉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去圣已逺，象学不易明，遂流于烦琐，或渉支离诞漫，学者亦已厌之。故王辅嗣岀，而创为忘象之论，尽弃诸儒之说，其文高洁，足以动人。自是以来，学者宗其说，与象相忘矣。至伊川先生又据《易》以明理，理明而象数稍逺。其后说《周易》者，皆务明经，多不专守师说，晦庵之于程、张，蔡节斋之于晦庵，徐几、刘弥劭之于节斋，皆时有异同，各出新意，比之汉魏诸儒各主一师、党同伐异者，大不侔矣。

解说《周易》的人，从汉代众儒者一直到三国吴人虞翻，本意都是要阐明卦爻之「象」；只是距离圣人作《易》的时代已经太远，象学难以讲明，于是越讲越烦琐，有的还牵扯到支离荒诞、漫无边际的地步，读书人也早就厌烦了。因此王弼（字辅嗣）出来，创立「忘象」的主张，把汉儒各家的说法一概抛开；他的文辞高简洁净，很能打动人心。从那以后，学者都尊奉他这一套，把「象」彻底忘在一边了。到了程颐（世称伊川先生），又依据《周易》来阐发义理，义理讲明了，象数却离得更远。此后解说《周易》的人，都致力于把经义讲通，大多不再死守一家师传：朱熹对程颐、张载，蔡渊（号节斋）对朱熹，徐几、刘弥劭对蔡渊，都时常有不同意见，各自提出新解；比起汉魏诸儒各奉一位师长、党同伐异的风气，已经大不相同了。

象学之废，自周末至今，千有七百年。伊川虽主于理，晦庵虽主于占，然世之学《易》者，皆知《易》当明象，故虽精粹如朱程学者，终未免各悉其心志。自兹以往，象学焉知其不可复欤！

象学的荒废，从周朝末年算到今天，已经有一千七百年了。程颐讲《易》虽然以义理为主，朱熹讲《易》虽然以卜筮为主，可是世上学《易》的人都明白《易》本该讲明卦爻之象，所以即便是像程、朱二家那样精粹的学者，也终究免不了各自在这上头竭尽心思。从今往后，又怎么能断定象学一定不可能恢复呢！

泽年十七始，熟复《系辞》，既又读《左传》，疑于艮之八及诸占法，盖探索之劳积四十余年，至今犹未有释然者，然无所不尽其思矣。大徳三年，于《易》象始有所悟，又积十数年，大槩得其五六，由是始具藁。又积十年，乃稍得其节目。

我黄泽从十七岁起，就反复熟读《系辞传》，接着又读《左传》，对其中「艮之八」这一类筮例和各种占法生出疑问；这样苦苦探索的功夫累积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仍有解不开的地方，但凡能想到的路数已经都想遍了。元成宗大德三年，我对《易》象才开始有所领悟；此后又积累了十几年，大致弄通十分之五六，于是才动手起草稿本；再积累十年，方才把其中的条目细节稍稍理出头绪。

然所悟深者，大抵不入藁而存诸心。方其劳心苦志也，若神明昼夜役使之者。及其悟也，则如天开其愚、神启其秘。凡西汉以来至近代诸儒，鑚研而不可得者，始有芽蘖之渐。若更益以十年之功，则十可得其七八，虽未必尽能全复旧物，然比之王辅嗣创为忘象之髙谈以絶后人之用心者，其得失相去逺矣。

然而领悟得最深的那些，大抵并没有写进稿子，只存放在心里。当苦苦用心的时候，就好像有神明日夜驱使着我一般；等到豁然领悟，又好像上天替我开了愚蒙、神灵替我揭开了秘藏。凡是西汉以来直到近代众多儒者钻研而得不到的地方，这才有了发芽抽条的苗头。倘若再加上十年功夫，十分当中大概可以得到七八分；虽未必能把古法完全恢复原样，但比起王弼创立「忘象」的高谈、把后人的心思一举堵死，得失之间相差就太远了。

夫小有所得而言，则失之浅；未有所得而言，则失之妄；有所得而畧不言，则失之隐；急而言之，则失之躁；易而言之，则失之玩；决意而以身任之，则失之不让；能苦思而不能为圣经发扬，则亦失之不忠；可与言而不言，则又失之闇；著书二十年而殊无知者，则亦失之沈晦。凡此类者，当斟酌而处之。

稍有一点心得就急着说出去，毛病在浅薄；根本还没有心得就开口，毛病在妄诞；确有心得却一句都不说，毛病在隐匿；急匆匆地说，毛病在浮躁；轻易随便地说，毛病在轻慢；一意孤行、拿自身去承当这门学问，毛病在不谦让；能够苦思冥想却不能替圣人的经书发扬光大，毛病在不忠；遇到可以与之交谈的人却不谈，毛病在昏昧；著书二十年而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毛病又在过于沉埋晦暗。凡属这一类的分寸，都得反复斟酌之后再决定怎么做。

此泽之所以难乎？其为人也，且素无声誉，而自负独重，则人亦不复相即。若混俗无别，则人又亵而视之。斯末俗之弊，所以使人日就衰老，而此心未得暴白于世者，此非独泽孱懦无力量之过，亦世之好古者希故尔。夫汲汲焉求知于世者，非也；穷居陋巷，而爱惜所学、深惧人知者，亦非也。盖古之君子尽其在已，而听其在天，故复为此卷，以为二注先容焉。

这就是我做人之所以为难的地方吧？何况我向来没有什么名声，自负却又特别重，人家也就不肯亲近；若是随波逐流、与俗人混同得没有分别，人家又会轻慢地看待我。这正是末世风气的弊病，使人一天天衰老下去，而这一片苦心始终没能向世人表白。这不单是我怯懦无力的过错，也因为当今世上喜好古学的人太少。急切地到处求人赏识，固然不对；穷居陋巷，把自己所学看得极宝贝、生怕别人知道，同样不对。古时候的君子，只把在自己分内的事做尽，至于成不成，则听凭天意；所以我又写下这一卷书，替《周易》《春秋》两部注本先做个引荐。

学《易》者，当明象，此确然不易之论。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说兴；忘象之说兴，而象学遂废，亦可叹已。夫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王氏不得已而言之，诸儒亦不得已而从之。使象学若可明，则诸家何苦不从，而乃从此不得已之论乎？

学《易》的人应当讲明卦爻之象，这是确凿不可动摇的定论。只因为象讲不明白，「忘象」的说法才兴起来；「忘象」之说一兴，象学也就跟着废掉了，这实在可叹。要晓得，「忘象」并不是王弼心甘情愿说出的话：王弼是不得已才这么讲，众儒者也是不得已才跟着他走。假使象学本来就能讲得明白，各家何苦不去讲象，反倒去顺从这句不得已的话呢？

然自王氏以来，凡学者皆疑于乾马、坤牛之象。雷、风、山、泽、日、月之象，大而易见；而马、牛之象，小而难知。故学者皆深契于王氏之言，而不知《易》之为象，其说不一。凡《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世人于此，皆不深究，何乃独病于乾马、坤牛之傅会，快心而弃掷之哉？

然而自王弼以来，凡是学《易》的人，都在「乾为马」「坤为牛」这一类象上生疑。雷、风、山、泽、日、月这些象，体量大而容易看见；马、牛这些象，体量小而不易知晓。所以学者们都深深服膺王弼那句话，却不知道《易》所说的象，其取法本来就不止一种。凡《易》中所寄寓的象，没有比《序卦传》所示的更宏大、更切要的了。世人对这一层都不肯深究，为什么偏偏只挑「乾马」「坤牛」的牵强附会来挑毛病，痛痛快快地把整个象学都扔掉呢？

夫所谓《序卦》之象最大者，谓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则当教，教则必养，不得其养则争。此《易》必首乾坤，乾坤之后，次以屯、蒙、需、讼者，为此也。自此以徃，皆以夫子《序卦》之辞观之，则可见：上经是开辟以来经制之象，下经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上经是因天地以寓人事，下经是因人事以明天地之道。

所谓《序卦传》之象最为宏大，是说：乾坤两卦确定了天地的位置，万物才开始生长（屯）；万物初生必然蒙昧（蒙）；蒙昧就该施以教化；施了教化就必须养育（需）；得不到养育就要起争夺（讼）。这正是《周易》一定要以乾、坤开头，乾坤之后依次排屯、蒙、需、讼的缘故。从这里往下，都拿孔子《序卦传》的文辞去看，就可以看出：上经讲的是开天辟地以来典章制度形成之象，下经讲的是人伦之始、从端正一家推及治理天下之象；上经是借天地来寄寓人事，下经是借人事来阐明天地之道。

所以必分上、下经者，上经以象先天；下经以象后天。上经始乾、坤而终坎、离者，祖先天之意也；下经始咸、恒而终于既、未济者，《周易》序六子之意也。自屯、蒙而同人、大有，凡十二卦，而后六子备。所以然者，天地定而日月行，圣人兴而大化着，至此而后，裁成辅相之功稍着故也。

之所以一定要分上下两经，是因为上经用来象征「先天」，下经用来象征「后天」。上经从乾、坤开始而以坎、离收尾，取的是先天卦位的意思；下经从咸、恒开始而以既济、未济收尾，取的是《周易》排列震、巽、坎、离、艮、兑这「六子」的意思。从屯、蒙一路数到同人、大有，共十二卦，六子之象才算齐备。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天地既定而后日月运行，圣人兴起而后大的教化显明；到这一步，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的功业才稍稍显露出来。

同人、大有是开辟以来最盛，所以离体居后者，盖以其能成天地最盛之功，使光辉昭著、品类繁盛，有目者其覩，故离体居后也。乾四徳而亨，居夏，长养万物，亦此义云。以其当最盛之世，故大有继以谦。圣人于此寓意深矣！然此亦姑举其要，以见大意，其详亦莫能尽观者。于此引而伸之，则于学《易》，岂小补乎？

同人、大有两卦，象征开天辟地以来最兴盛的局面；所以把离卦之体排在后面，是因为离能成就天地间最兴盛的功业，使光辉照耀、万类繁盛，凡是长眼睛的人都看得见，因此离体列于其后。乾卦元、亨、利、贞四德中的「亨」当夏令，长养万物，也正是这个意思。正因为处在最兴盛之世，所以大有之后紧接着排一个谦卦，取盛极须以谦自处之义。圣人在这里寄托的用意深啊！不过这里也只是姑且举出纲要，让人看见大意；其中细密之处，谁也不能全看尽。就从这里引申开去，对于学《易》，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夫乾马、坤牛，学者以为难知，而不知此于象学所系尚小。又乾马、坤牛尚可知，唯离为牛，则最难知。《左传》曰：纯离为牛。此已不可晓，而离卦辞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晓矣。若益以《说卦》坤为子、母牛，又可强通乎哉？泽于此，用心虽颇极，其精微，然犹不能无惑，故述于后学。

「乾为马」「坤为牛」，学者觉得难懂，却不知这在整个象学里所关涉的还算小事。何况乾马、坤牛尚且能讲得通，唯独「离为牛」最难索解。《左传》里说「纯离为牛」，这已经令人费解；而离卦卦辞又说「畜牝牛，吉」，就更加费解了。若再加上《说卦传》说坤为子母牛，难道还能勉强讲通吗？我在这个问题上用心不可谓不极尽精微，却仍旧不能没有疑惑，所以把它记下来留给后学。

《易》者，先其大而后其小，且知其难之，盖有所在而不专在彼焉。上经首乾、坤，次以屯、蒙等卦，是从不易处说起。及终于坎、离，亦是不易。下经首咸、恒，是从变易处说起，至既、未济，亦是变易。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不易之中有变易者在。

读《易》的路数，是先抓大处、后顾小处，并且要明白真正的难点自有所在，并不专在「离为牛」这一类小象上头。上经以乾、坤开头，接着排屯、蒙等卦，是从「不易」这一面（恒常不变者）说起；一直到以坎、离收尾，讲的也还是不易。下经以咸、恒开头，是从「变易」说起；到既济、未济收尾，讲的也还是变易。变易之中自有不易者在，不易之中也自有变易者在。

天道主于变，人道主于常。天道变中有常，人道常中有变。天道变而不可违乎常，人道常而不可不知变。所谓“天道主于变”者，如月令雷乃发声，却亦或先或后，又有非时之雷；如治日少而乱日多，盛衰兴废常出于意料之外；又如孔子不得位，颜子不幸短命；泰伯之贤不能得国，而有文王、武王之事；仲子非嫡也，而子孙有鲁国，三桓由之而盛。此皆所谓变也。

天道以「变」为主，人道以「常」为主。天道变化之中自有常则，人道恒常之中也自有变化。天道虽变，却不能违背常则；人道虽常，却不可以不懂得应变。所说的「天道主于变」，例如《礼记·月令》定下仲春「雷乃发声」，实际上却或早或迟，还常有不合时令的雷；又如天下太平的日子少、动乱的日子多，盛衰兴亡往往出人意料；再如孔子终身得不到君位，颜回不幸短命而死；泰伯（吴太伯）那样贤德却不曾得国，后来反倒有文王、武王开创周室的事；鲁惠公的次妃仲子并非正嫡，她的子孙却据有鲁国，季孙、叔孙、孟孙这「三桓」也由此兴盛。这些都是所谓的「变」。

人道，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有一定之伦，上下、贵贱有一定之分，居处、饮食、耕田、凿井有一定之法，其应事接物必随时制宜，虽是变，然大抵终不可踰越常理。此所谓“人道主于常”也。

至于人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有一定的伦次，上下、贵贱之间有一定的名分，居住、饮食、耕田、凿井有一定的法度；人应付事情、接待外物固然必须随时因势而定，这也算是变，但大体上终究不能超越恒常之理。这就是所说的「人道主于常」。

《周易》卦下辞六十四，孔子释卦辞六十四；又大象六十四，为一百九十二爻，辞三百八十四，孔子释之，是为小象，亦三百八十四。总此五者，为九百六十，益以用九、用六及乾、坤《文言》及《系辞》所陈十一卦、九卦与其解頥之义，又《说卦》、《序卦》、《杂卦》及《春秋》内外传所记筮占之法，凡千有余事。

《周易》每卦之下有卦辞，共六十四条；孔子解释卦辞的《彖传》，也是六十四条；又有《大象传》六十四条：这三项合起来共一百九十二条。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爻辞三百八十四条；孔子加以解释，就是《小象传》，也是三百八十四条。把这五项总起来，共九百六十条。再加上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以及乾、坤两卦的《文言传》，还有《系辞传》里所陈述的十一卦、九卦及其发明义理的话，又加上《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以及《左传》《国语》所记载的筮占之法，总共有一千多条。

自汉魏诸儒以至近代邵康节、程先生、张横渠、朱晦庵，各以所见发明，亦已得其大畧。义理之说，最为详备，惟象学则犹未复古焉。其间固有易知者，亦有虽难知而先儒所说已暗合，但其大体既未能明，则虽总谓之未能复古，亦非过也。

从汉魏众儒者，一直到近世的邵雍（号康节）、程颐、张载（世称横渠先生）、朱熹，各人依自己所见加以发明，也已经得到了大概。讲义理的部分最为详尽完备，唯独象学还没有恢复古法。这中间固然有容易明白的地方，也有虽然难懂而前辈儒者所说恰好暗合古义的；但既然大体上还讲不明白，那么笼统地说象学未能复古，也不算说过了头。

惟大象示人以用《易》之道最为易晓，然歴观旧注，犹有数处未合，况其它乎？即如需卦之“君子以饮食宴乐”可谓易知矣，所说终未尽。盖水在天上，却与“饮食宴乐”又何相关？若不从乾、坤、屯、蒙解来，实解不去。

只有《大象传》教人如何用《易》，最容易明白；可是遍看旧注，仍旧有好几处讲得不合，何况别的地方呢？就拿需卦《大象》所说「君子以饮食宴乐」来讲，可算是容易懂的了，前人却终究没有说透。需卦上坎下乾，是水在天上之象，这跟「饮食宴乐」又有什么相干呢？若不从乾、坤、屯、蒙一路顺着《序卦》讲下来，实在讲不通。

大抵天地开辟以来，水生物之功为大，《洪范》水数一者，亦以其物之始故也。水本在地，今在天为云少需，然后为雨及。既为雨，滋润百榖、草木，而后动物得所养。凡饮食，未有不出于水泉及百榖、草木者，以其生物有渐，虽非朝夕之故，然亦朝夕可待，所以谓之需，乾坤赖此以养人。故圣人取其象，以“饮食宴乐”如此解，而后胷次释然。此《序卦》之说所以不可易也。

大体上说，自天地开辟以来，水生养万物的功劳最大；《尚书·洪范》把水排在五行第一位，也正因为它是万物之始。水本来在地上，如今升到天上成了云，须得稍稍等待，然后才化为雨落下来。既已成雨，就滋润百谷草木，动物这才得到养育。凡是人的饮食，没有不出自泉水和百谷草木的；因为它生养万物是一步步来的，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却也是朝夕之间可以指望的，所以叫做「需」（等待），天地正靠这个来养人。所以圣人取这个象，把《大象》解作「饮食宴乐」；照这样讲下来，胸中才豁然开朗。这就是《序卦传》的说法不可更改的缘故。

六十四卦大象本显然，需之象又自明白，说者尚不能透彻，况其它乎？其大象如“君子以治厯明时”、“君子以永终知敝”，则又非造次可议。屯物始生，蒙是养，所以需是饮食之道。雨自上降，然后生万物；草木之味，实能养人；醴醪、酒浆、笾豆、俎实，皆出于此。此需所以为饮食。

六十四卦的《大象》本来都很显豁，需卦之象又格外明白，解说的人尚且不能讲透，何况别的卦呢？至于像革卦《大象》「君子以治历明时」、归妹《大象》「君子以永终知敝」这一类，就更不是仓促之间可以议论的了。屯是万物初生，蒙是养育，所以接下来的需就是饮食之道。雨从上面降下，然后生出万物；草木的滋味，实实在在能养人；甜酒、浊酒、各样酒浆，以及竹笾木豆里所盛、俎案上所陈的祭品食物，都从这里出来。这就是需卦之所以取「饮食」为义的道理。

《易》象学迷失一千有七百余年，汉儒及近代诸儒所说颇细碎，虽不可废，然于大体未明，终无益也。但《易》之未易明者，非直象学。盖义理之说，至伊川、晦庵，可谓精切粹美，而《易》之大义未能复古者，亦多有之。

《易》的象学迷失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汉代儒者和近世诸儒所讲的，都相当琐碎；虽然不可一概废弃，但在大体上既然讲不明白，终归没有多少用处。不过《周易》里不容易讲明白的，并不只是象学一项。讲义理的一路，到了程颐、朱熹，可以说精切纯美了；然而《周易》的大义未能恢复古法的地方，仍旧有很多。

如汉儒说《易》有三义，今人多只说“变易”，是《易》之名义未能复古一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得康节始为之发明，而重卦之义未有说以相通，是重卦之义未能复古二也。孔子称：“《易》，逆数”，而今之《图》乃是半顺半逆，是逆顺之义未能复古三也。

例如汉代儒者讲「易」字含三层意思，即简易、变易、不易，今人大多只讲一个「变易」，这是《易》的名称义训未能复古，第一件。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到邵雍才把它阐发出来，而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的道理，至今没有一种说法能与之贯通，这是重卦之义未能复古，第二件。孔子在《说卦传》里说「《易》，逆数也」，可如今流传的先天图却是一半顺推、一半逆推，这是逆顺之义未能复古，第三件。

卦名义无相犯者，如咸是“取女”，渐是嫁女，恒是夫妇、居室，归妹是兄嫁其妹，而说者以归妹是嫁女、是与，咸取女之义，初无分别，甚者则以为少女嫁长男，是卦之名义不能复古四也。

卦名所取的义理，彼此从不重复冲犯：咸卦是男家娶女（「取女」），渐卦是女家嫁女，恒卦是夫妇成家居室，归妹是做兄长的把妹妹嫁出去。可解说的人却把归妹也讲成嫁女、讲成「与」（送女），弄得跟咸卦「取女」之义毫无分别；更有甚者，说归妹是少女嫁给长男。这是卦的名义不能复古，第四件。

伏羲之时，占法简易，故孔子曰“八卦定吉凶”，盖比之于今之析草掷荆亦足以定吉凶得失。及为六十四卦变为三百八十四爻亦已多矣，而或以为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则失之于繁，非简《易》之道，虽汉儒有此例，然文王、周公之法本不如是，是卦变之法不能复古五也。

伏羲那个时代，占法简单，所以孔子说「八卦定吉凶」；这好比今天民间折草、掷荆片来问卜，一样足以判定吉凶得失。等到推为六十四卦、变为三百八十四爻，已经算多了；可有人竟以为一卦可以变出六十四卦，那就失之于繁琐，不合简易之道。虽然汉代儒者有这种例法，但文王、周公的筮法本来不是这样。这是卦变之法不能复古，第五件。

燧人氏始修火利，未必遽有鼎也，火食既兴，邑居既成，而后有井以养。而今之说者谓井、鼎名卦，古已有之，非始于文王，是卦名不能复古六也。《易》卦有自然之数，皆与《河图》、《洛书》相通，而说者以《易》起于《河图》，《范》起于《洛书》，执泥特甚，是《易》数之原不能复古七也。

燧人氏才开始兴起用火之利，那时未必立刻就有鼎这种器物；等到熟食之风兴起、城邑聚落形成，此后才有水井来供养居民。可如今解说的人偏说井、鼎两卦的名称古已有之，不是从文王才开始命名的。这是卦名不能复古，第六件。《易》卦自有天然之数，都与《河图》《洛书》相通；解说的人却硬说《周易》只出于《河图》、《洪范》只出于《洛书》，拘泥得太厉害。这是《易》数的本原不能复古，第七件。

文王、周公之辞简奥深宻，孔子惧久而学者不能明，乃作十翼以推衍其义，盖与前圣互相补足，其或说理甚详，是亦推致未尽之象，非与文王、周公异旨，而世之说者未能体会为一，遂以夫子所说与文王、周公不同，是《易》之辞义不能复古八也。占中有象，象中有占，象有未尽者，因占辞以补其缺。近世学者虽知分别象占，而不知占中实有未尽之象，是《易》之占辞不能复古九也。

文王、周公所系的卦爻辞，简约深奥而缜密；孔子怕年代一久学者读不明白，才作《十翼》来推衍其中义理，这原是与前代圣人互相补足。《十翼》有的地方说理很详尽，那也是把卦爻辞未曾说尽的象推究出来，并不是与文王、周公另立宗旨。而世上解说的人不能把两者体会为一体，于是就说孔子所讲的与文王、周公不同。这是《易》的辞义不能复古，第八件。占辞里含着象，象里也含着占；象有没说尽的，就靠占辞来补它的缺。近世学者虽然懂得把象与占分开来看，却不知道占辞里其实还藏着没说尽的象。这是《易》的占辞不能复古，第九件。

卦用七八，爻用九六，自杜氏注春秋，有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三易，皆以七八为占之说，而晦庵《启蒙》颇因之，是蓍法不能复古十也。春秋占法至为精妙，去古既逺，易道虽晦，然犹有此以见古法之精。而世之学者例以左氏为妄诞不之信，是占法不能复古十一也。

不变之爻用七、八，可变之爻用九、六。自从杜预注《春秋》，提出筮时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三种易书、都以七八为占的说法，朱熹《易学启蒙》又颇为沿用它。这是蓍法不能复古，第十件。《春秋》所载的占法极为精妙；虽然距离古代已远、易道晦暗，却还靠这些筮例得以窥见古法之精。而世上的学者一概把左氏所记看作荒诞而不肯相信。这是占法不能复古，第十一件。

六十四卦上下经序次条理秩然，夫子本文之外，又得先儒推究，十有八象三十六宫，既以发其隐秘，而序次之妙，推寻犹有未尽者。而先儒或谓非《易》之藴，晦庵以为是《易》之藴，而非其精，是《序卦》之义未能复古十二也。

六十四卦分列上下经，次序条理井然。除孔子《序卦传》本文之外，又有前辈儒者的推究，得出十八象、三十六宫之说，已经把其中的隐秘揭示了一些；然而排列次序之妙，推求起来还有没穷尽的地方。可是前辈儒者中有人说《序卦》并非《周易》的精蕴，朱熹则认为它算是《周易》的蕴含，却不是其中的精微。这是《序卦》之义未能复古，第十二件。

文王、周公本文脱误者少，纵有脱误，当阙其疑。自胡安定改“鸿渐于逵”以来，晦庵于鼎卦用郑玄说，训渥为剭，于升卦改顺为慎，于无妄以为无望，此类不一，是脱误疑字未能复古十三也。

文王、周公所系的本文，脱漏讹误的地方很少；纵然有脱误，也应当把可疑处空着存疑。自从胡瑗（世称安定先生）把渐卦上九的「鸿渐于陆」改作「鸿渐于逵」以来，朱熹在鼎卦采用郑玄的说法，把「渥」训为「剭」（重刑），在升卦把「顺」改作「慎」，在无妄卦认为「无妄」当作「无望」，这一类改字不止一处。这是脱漏讹误的疑字未能复古，第十三件。

凡此十有三者，特义理、文字之间而其未能复古者，已如此况，象学之微妙旷失既久，非刳心涤虑、天开其愚、神启其秘，孰能与于此乎？其十三事，虽与象学无与，但关渉甚大，非可言尽，今卷中亦畧见其说焉。

以上这十三件，不过是义理、文字方面的事，而未能恢复古法的情形已经如此；何况象学精微奥妙、失传已久，若不是剖开心胸、洗净杂念，得上天开其愚昧、神灵启其秘藏，谁能够参与到这门学问里来呢？这十三件事虽然与象学没有直接关系，但牵涉极大，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如今在这一卷里也略微露出一点我的看法。

伏羲始画八卦时，已用之决吉凶，故大传曰：“八卦定吉凶”。其时事简，故不容尚烦。及稍欲求详，始用重卦，故谓之贞悔。言三画可矣，又以为未足，故更用三画，谓之贞者言是正法，谓之悔者言其过也。贞悔之后又有变卦，则以本卦为贞，支卦为悔。占筮至此极矣！贞屯、悔豫又是一例。

伏羲刚画出八卦的时候，就已经拿它来决断吉凶，所以《系辞传》说「八卦定吉凶」。那时人事简单，容不得繁琐。等到稍微要求详密些，才开始把两卦相重，于是有「贞」「悔」之称：本来三画一卦已经够用，又觉得不足，所以再加三画；叫做「贞」的，是说它是正体、正法，叫做「悔」的，是说它是过位、变动的那一边。有了贞悔之分以后，又有变卦，于是以本卦为「贞」，以变出的那一卦为「悔」。占筮之法到这里就到头了。《国语》所记晋公子重耳「贞屯、悔豫」的筮例，又是这一类的例子。

晦庵云，一朋友说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为金，八卦之金也；兑之金，五行之金也；巽为木，卦中取象也；震为木，乃东方属木，五行之木也。

朱熹说：有一位朋友讲，金木水火土有两套，一套属八卦，一套属五行。比如乾为金，是八卦上的金；兑的金，是五行上的金；巽为木，是卦中所取之象；震为木，则因为震居东方、东方属木，是五行上的木。

泽谓乾为金，是以气类推之，则金管属乾，以其刚耳。若《易》中只是以乾为天，不曽说金，其阳爻阳位取义于金者，亦是取其刚，初非以有乾。故兑虽当为金，但《易》卦中只说泽，而未有以为金者。震当为木，然《易》中说木，乃是指意，非以震故。此不可不知。或人之说，虽非背理，然说《易》惟要精净，不可混杂。泽尝有诗云：“井困乾枯乾有水”，有一朋友云以乾为金能生水，理非不通，但浅陋耳。

我认为：说乾为金，是按气的类别推出来的——金一路都归到乾，只因为金性刚健罢了。若就《周易》本文而论，只把乾当作天，从来不曾说乾是金；那些在阳爻阳位上取义于金的，也不过取它刚健之义，起初并不是因为有个乾卦在。所以兑按五行虽然该属金，但《易》的卦象里只说泽，并没有把兑说成金的。震按五行该属木，然而《易》中说到木，乃是就意义上指点，并不是因为震的缘故。这一层不可不知。那位朋友的说法虽然不算违背道理，但解说《周易》只求精纯洁净，不可掺杂。我曾有诗句说「井困乾枯乾有水」；有一位朋友解释说，这是因为乾属金、金能生水——这话讲起来也不是不通，只是浅陋了些。

春秋传占法，却只于《易》，无此之失。一卦用七八，又用九六，故《周易》每爻必系以九六者，为此也。若如杜氏说，杂用《连山》、《归藏》之易，皆以七八为占，此恐非是。若如此，则是占者无定法。既已得卦，却临时兼用七八为占，是占无定据矣。晦庵《本义》遇艮之八，只当占艮六二，亦是不据六二而以七八为占。夫爻谓之六二，而乃以八为占，恐非筮法，愚不能明，终未敢从也。

《春秋》内外传所记的占法，却只依《周易》一书，没有这种毛病。一卦之中既用七、八（不变之爻），又用九、六（可变之爻）；《周易》每一爻必定冠以「九」「六」之名，正是为此。若照杜预所说，筮时杂用《连山》《归藏》两种易书、一概以七八为占，恐怕并不对。倘真如此，那占筮的人就没有一定的法度了：卦既已得出，临时又兼取七八来断，这就是占断没有确定的依据。朱熹《周易本义》讲到「遇艮之八」，说只该占艮卦六二爻，这也是不依六二爻辞、而拿八来作占。既然那一爻叫做「六二」，却又用「八」去占它，恐怕不合筮法；我愚钝，弄不明白，终究不敢跟从。

《周易》占变爻之法，《系辞》中不见，独《春秋》内外传有十数处，然大抵古法难以尽晓。如艮之八、泰之八、贞屯悔豫皆八，最为可疑。《启蒙》虽颇具其说，诚恐非古法也。

《周易》占断变爻的方法，《系辞传》里不见记载，唯独《左传》《国语》中有十几处筮例；可是古法大体上已难以完全弄懂。像「艮之八」「泰之八」「贞屯悔豫皆八」这几条，最叫人生疑。朱熹《易学启蒙》虽然把说法讲得颇为完备，实在恐怕不是古法。

独《启蒙》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又引沙随程氏曰“晋公子重耳筮得国，遇贞屯、悔豫皆八，盖初与四五凡三爻变也。初与五用九变，四用六变，其不变者二、三、上，皆两卦皆为八故。”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单说《启蒙》这一条：三爻变，就占本卦和变出之卦的卦辞，并以本卦为「贞」、变卦为「悔」，六十四卦中前十卦以贞为主、后十卦以悔为主。它又引沙随人程迥的话说：晋公子重耳占问能否得国，遇到「贞屯、悔豫皆八」，那是初爻与四、五爻共三爻变；初爻和五爻是遇九而变，四爻是遇六而变，不变的二、三、上三爻，在屯、豫两卦里都得八，所以这样说。于是司空季子给他占断说：屯、豫两卦都「利建侯」。

据泽管见，恐程说实可疑。盖三爻遇九六、三爻遇八，即是一卦之中，三爻变了，若依《启蒙》法当云“遇屯之豫”，其不变者在所不必道，固已不当称八，又安得称贞悔皆八乎？且七、八皆不用，之爻独不闻说七，何也？岂有之而偶不载邪？是亦可疑矣。

依我浅见，恐怕程迥这说法实在可疑。既然三爻遇九六、三爻遇八，就是一卦之中变了三爻；照《启蒙》的体例，本该说成「遇屯之豫」，那些不变的爻根本不必提起，原就不该称八，又怎么会说「贞悔皆八」呢？再者，七和八都属不变之爻，为什么筮例里只听见说八，从来不见说七？难道曾经有过而恰巧不曾记下来吗？这也是可疑之处。

《启蒙》又云：四爻变，则以本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曰经传无文，今以例推之当如此。又曰五爻变，则以本卦不变爻占，引穆姜往东宫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盖五爻皆变，唯二得八，故不变也。法宜以“系小子，失丈夫”为占，大畧如此。

《启蒙》又说：四爻变，就用本卦中两个不变之爻来占，并以在下的那一爻为主；还说经传里没有明文，如今按体例推断应当如此。又说：五爻变，就用本卦中那个不变之爻来占，并引鲁国穆姜迁往东宫时占筮、遇「艮之八」为证——太史说「这叫艮之随」，那是五爻都变，只有第二爻得八，所以不变，按法应当拿随卦六二爻辞「系小子，失丈夫」来占。它的大略就是这样。

泽以为《周易》每爻皆称九、称六者，所以见遇九、遇六而后可用其爻之辞占，今若用占不变爻，则是兼用七、八矣，非经九、六之意也。但蓍法虽颇存，而变爻之法亦已阙矣，民间决疑又不可废，故世俗相传，因仍讹谬，以求变卦。若如《启蒙》，则有条理可用，但若便以此为定法，不复加考索之功，则不可尔。

我认为：《周易》每一爻都称「九」称「六」，正是要表明遇到九、遇到六，然后才可以用那一爻的爻辞来占；如今若拿不变之爻去占，那就等于兼用七和八了，不合经文标出九、六的本意。不过揲蓍之法虽然大体还保存着，变爻之法却已经残缺；而民间遇事决疑又不能没有它，所以世俗辗转相传，将错就错，凭此求取变卦。若照《启蒙》的办法，倒还有条理可以依用；只是如果就把它当成定法，不再下考索的功夫，那就不行了。

泽尝自谓：泽之学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髙且逺，故难为功。然至于卦变之法，求之四十余年，无所不用其思，而犹未敢确然独有所主，倘欲于此决择，当俟理熟，必更加数年，而后可焉。

我曾这样说自己：我做学问好比立起箭靶来射箭，靶子立得又高又远，所以难以见功。至于卦变之法，我探求了四十多年，凡能想到的都想过了，却仍旧不敢斩钉截铁地自立一说；倘若要在这上头作出取舍决断，还得等义理烂熟于心，必须再加上几年功夫，然后才行。

朱子《系辞》本义云：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畧耳，意其详具于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尔。其可推者，《启蒙》备言之。由此而言，则晦庵亦已知揲蓍求卦之法不完其作，《启蒙》亦随所见，以备一法，读者于此当知立言之意云。

朱熹《周易本义》解《系辞》说：第九章讲天地之数、大衍之数和揲蓍求卦之法，然而也只说了个大略；想来详细的仪节本来具备在太卜、筮人这些职官那里，如今已无从考证；其中可以推求的，《启蒙》里都讲全了。照这话看来，朱熹自己也已经知道揲蓍求卦之法并不完备；他写《启蒙》，也不过是就自己所见，姑且备下一套办法。读者读到这里，应当明白他立言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