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極經世書 · 第 35 卷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

善於化育天下的，做到窮盡「道」也就到頭了；善於教導天下的，做到窮盡「德」也就到頭了；善於勸勉天下的，做到窮盡「功」也就到頭了；善於統率天下的，做到窮盡「力」也就到頭了。把道、德、功、力用作化育的，便稱為皇；用作教導的，便稱為帝；用作勸勉的，便稱為王；用作統率的，便稱為霸。反過來，把化、教、勸、率歸結為道的，就成了《易》；歸結為德的，就成了《書》；歸結為功的，就成了《詩》；歸結為力的，就成了《春秋》。皇帝王霸這四等與這四部經書，天地一開始它們就開始，天地一終結它們就終結，始終都隨著天地走。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所謂古與今，擺在天地之間，不過像一天裡的早晨和傍晚。站在今天看今天，那自然叫「今」；站在後世看今天，今天也就成了「古」；站在今天看從前，那叫「古」；可要是讓古人自己看他們那個時代，古也一樣是「今」。由此可知，古未必真是古，今未必真是今，全看是從誰的位置去看。又怎麼知道千古之前的人、萬古之後的人，不也各自站在他們的位置上這樣看呢？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跡判。體與用分，心與跡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既然如此，皇、帝、王、霸就是聖人所處的「時」，《易》《書》《詩》《春秋》就是聖人所立的「經」。時有消退與增長，經有因襲與變革。時的消長，用《否》《泰》兩卦就說盡了；經的因革，用《損》《益》兩卦就說盡了。否泰說盡，體與用便分得清；損益說盡，心與跡便判得明。體用一分、心跡一明，聖人的事業也就完備了。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所以自古以來君臨天下的人，他們受命的方式有四種：一是正命，二是受命，三是改命，四是攝命。正命，是既因襲又因襲；受命，是先因襲而後變革；改命，是先變革而後因襲；攝命，是既變革又變革。既因又因的，是長而又長；因而後革的，是先長後消；革而後因的，是先消後長；既革又革的，是消而又消。既革又革的，只成得一世的事業；革而後因的，成十世的事業；因而後革的，成百世的事業；既因又因的，成千世的事業；至於該因襲時便因襲、該變革時便變革，那才是萬世的事業。一世的事業，不就是五霸之道嗎？十世的事業，不就是三王之道嗎？百世的事業，不就是五帝之道嗎？千世的事業，不就是三皇之道嗎？萬世的事業，不就是孔子之道嗎？由此可知，皇、帝、王、霸都只是應一時之命而生的人物；孔子，則是不為某一世所限的人。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如是，則何止於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孔子在《論語·為政》裡說：「殷代因襲夏代的禮制，其中減去什麼、增添什麼，是可以考知的；周代因襲殷代的禮制，其中減去什麼、增添什麼，也是可以考知的。將來若有繼周而起的朝代，即便過了一百代，同樣可以預先知道。」照這個道理推下去，何止一百代？就是億萬千代，也一樣可以推知。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人人都知道孔子是孔子，卻不知道孔子之所以成為孔子的緣由。不想知道也就罷了；若一定要知道孔子何以成為孔子，那麼撇開天地還能到哪裡去找答案呢？人人都知道天地是天地，卻不知道天地之所以成為天地的緣由。不想知道也就罷了；若一定要知道天地何以成為天地，那麼撇開「動」「靜」二字還能到哪裡去找答案呢？一動一靜，大概就是天地間最精微的道理吧？而一動一靜的交接之處，大概就是天、地、人三者之中精微又精微的所在吧？由此可知，孔子之所以能把天、地、人三才之道窮究到底，正因為他行事不落痕跡。所以他說：「我想什麼也不說。」又說：「上天說過什麼呢！四季照樣運行，百物照樣生長。」兩句都見於《論語·陽貨》，說的正是這個意思吧？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

孔子為《周易》作傳，從伏羲、軒轅說起；編次《尚書》，從堯、舜說起；刪定《詩經》，從文王、武王說起；修撰《春秋》，從齊桓公、晉文公說起。從伏羲軒轅說起，是把三皇當作先祖；從堯舜說起，是把五帝當作宗主；從文武說起，是把三王當作兒子；從桓文說起，是把五霸當作孫子。以三皇為祖，是崇尚賢德；以五帝為宗，也是崇尚賢德——只不過三皇尚賢靠的是「道」，五帝尚賢靠的是「德」。以三王為子，是崇尚親近；以五霸為孫，也是崇尚親近——只不過三王尚親靠的是「功」，五霸尚親靠的是「力」。

嗚呼！時之既往億萬千年，時之未來亦億萬千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此所以重贊堯舜，至禹則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夫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匹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四海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斯亦未為之過矣。

唉！已經過去的時間有億萬千年，尚未到來的時間也有億萬千年，孔子恰好生在中間做了一個人，為什麼他的祖宗那樣少而子孫那樣多呢？正因如此，他才一再稱讚堯、舜，講到大禹更說：「禹，我對他挑不出一點毛病。」孔子生在大禹之後一千五百多年，今天又在孔子之後一千五百多年。我雖不敢比擬孔子那樣上溯稱讚堯、舜、禹，難道還不敢比擬孟子那樣上溯稱讚孔子嗎？世人說起孔子，總惋惜他沒有一塊封土。我偏認為不然：平民以百畝田為封土，大夫以百里之地為封土，諸侯以四境為封土，天子以四海為封土，而孔子是以萬世為封土的。這樣看來，孟子說「自有人類以來，還沒有比得上孔夫子的」，也就算不得過分了。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

人不能靠自己變富，必得上天給他富，才富得起來；人不能靠自己變貴，必得上天給他貴，才貴得起來。這樣說來，富與貴在天不在人。有人求而得到，有人求而得不到，這就是繫於天的那一部分。功業與德行卻在人不在天，肯修就能得到，不修就得不到，這就不繫於天而繫於人了。人之所以能求而得到富貴，是因為所求的本來就在可得之列；本來不在可得之列的，根本無從去求。邵雍在此把「命」與「功」截然分開：一半交給天，一半留給人，這是他談命的前提。

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糊塗人不明白這層道理：求而得到了，就以為全是自己的本事，於是自誇；求而落空了，就以為是別人不肯成全，於是抱怨。假如懂得自己憑什麼能得到、別人憑什麼肯給予，天下哪還會有不自量力的人呢？天下是最大的財富，天子是最高的尊位，豈是憑一廂情願去求就能得到的？雖說這是天命，可也未嘗不是靠一點一滴積累功業德行得來的。聖明的君主歷盡艱難把它建立起來，昏庸的君主用暴虐把它毀掉，這該算是天意，還是人事？由此可知，人自己招來的禍咎，本來就難以躲過；上天降下的災殃，去禳解又有什麼用？積功累德是君子的本分，並不是為了求取什麼才去做的。若是為了求取什麼才去做，那就落入《周易·繫辭上》所說「利仁」的一路了。君子在本分之外哪裡還有別的事？至於同樣修德而有人幸運、有人不幸運，到這一步才談得上說「命」。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於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夏禹憑功業取得天下，夏桀因暴虐丟掉天下；商湯憑功業取得天下，商紂因暴虐丟掉天下；周武王憑功業取得天下，周幽王因暴虐丟掉天下。這三組雖然時代不同，成敗的形態卻完全一樣。到了周平王東遷，他並沒有什麼功業足以復興王業；到了周赧王西逃，他也沒有什麼暴虐足以斷送王室——只是威望號令還不如一個小國諸侯，只能仰賴五霸勉強保存罷了。這又有什麼可說的呢！只因當時沒有真正的王者出來，周室雖還掛著天子的虛名，與杞、宋這類前朝後裔的小國又有幾分不同？處在這樣的時代，孔子作《春秋》，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於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於魯隱公，《易》盡於未濟卦。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賞罰，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之倡。秬鬯圭瓚之所錫，其能免乎？

孔子整理群經，正當周平王的時代：《尚書》以記晉文侯的《文侯之命》作結，《詩經》把周王畿的詩降列為《王風》，《春秋》從魯隱公開始記起，《周易》以《未濟》卦收尾。我並不是懂得孔子的人，只是學著做孔子那樣的人罷了。禮樂征伐本該由天子發出，一旦改由諸侯發出，天子的威重就沒有了。宗周的功德本由文王武王開創，一旦落到幽王、厲王手裡，文武的基業就斷絕了，於是犬戎得以欺侮中原。周朝的諸侯不止一家，唯獨晉國能驅走戎狄，護送周王東遷洛邑，保住了王室，成為天下稱霸者的首倡。周天子把秬鬯美酒與圭瓚玉器賜給晉國以示褒獎，這份賞賜，晉國哪裡推辭得掉呢？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無復行禮者乎？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論語·八佾》記載，子貢想把魯國每月告朔之禮上那只活羊撤掉。孔子說：「賜啊，你捨不得那隻羊，我捨不得那套禮。」由此可知，名存而實亡，總還勝過名實俱亡。告朔之禮雖已廢弛，那隻羊還擺在那裡，後世怎麼就知道不會有人重新把禮行起來呢？晉文公打著尊崇周王的旗號，用的雖是虛名，卻真能讓天下諸侯記得還有一位周天子在，不敢發兵加害。等到晉國衰落，秦國這才敢動手滅掉周室。孔子那句愛惜禮制的話，實在不是虛言！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卿也。晉之有三卿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於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奪其國。田氏之於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無思乎？

齊景公有一天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子回答說：「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父要像個父，子要像個子。」景公說：「說得好！倘若真到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縱有滿倉的糧食，我還吃得著嗎？」那個時候，諸侯僭越天子的名分，大夫的家臣把持著國政，俸祿之權離開了公室，政令出自私家門戶。景公自己尚且不能對上奉事周天子，卻指望臣下奉事自己，豈不是很難嗎？後來齊國的國祚終於被田氏奪走。齊國出了田氏，就好比晉國出了韓、趙、魏三卿；晉國出了三卿，又好比周朝出了五霸。韓、趙、魏對晉國，先是替它立功，接著瓜分它的土地；先是壓低它的國君，接著奪走它的國家。田氏對齊國，先是領它的俸祿，接著獨攬它的政務；先是殺掉它的國君，接著挪走它的國祚。天下的事情，哪一件不是這樣一步一步來的？《周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的告誡，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與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之子。其於僭王也，不亦陋乎？

古書訓釋「王」字，說王就是「往」，天下人都肯歸往他，這樣的人才配稱王。周室衰微以後，諸侯很久不來朝見天子了。等到楚國參與中原諸侯的會盟，孔子修《春秋》才把它的稱謂提升，稱之為「子」。楚君原本僭稱王號，如今與這個「子」的名分一比，豈不顯得可鄙？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功利，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鑑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鑑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鑑之，其後復為漢所代。恃強凌弱，與豺虎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憑武力勝過別人的，別人也會憑武力來勝過他。吳國打敗過越國，於是起了輕視楚國的心；等到打敗楚國，又起了驕慢齊國的念頭。它貪求功利，不顧德義，侵凌齊、晉，一味以夷狄的手段行事，結果反被越國滅掉。越國不拿吳國當鏡子，後來又被楚國滅掉；楚國不拿越國當鏡子，後來又被秦國滅掉；秦國不拿楚國當鏡子，後來又被漢朝取代。仗著強大欺凌弱小，跟豺狼虎豹有什麼兩樣？這樣的軍旅，是不配稱作中原講義理之師的。

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於伯也，不亦難乎？

宋國這個國家，大概就是爵位很高而實力很弱的一類吧？會盟時不掂量自己的德望，聚會時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小小一國偏要同大國一起在中原爭先，還以落在人後為恥。就憑這樣想去做霸主，豈不是太難了？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而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周朝的同姓諸侯裡能夠長久傳世的，只有一個燕國。燕國地處北方，離中原特別遠。它若不跟著韓、趙、魏、齊、楚去比兵刃的鋒利、爭一個虛名，本來足以涵養德望、靜候時機，從旁觀看各國的變故。秦國雖像虎狼一樣兇狠，也不容易加害於它。若能再拖上十五六年，天下的局勢就未必是後來那個樣子了。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併吞四海，更革古今。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旨不亦遠乎？

中原的土地方圓九千里，古時不曾多出一分，如今也不曾少去一分。可是各朝國祚有長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原因在於攻取與守成的方式不同。三代以後，以漢、唐兩朝最為興盛，秦朝則夾在周與漢之間。秦國的興起始於穆公，中經孝公變法，終成於始皇。它起自西方戎狄之地，先遷到岐山，再遷到咸陽，用兵攪亂海內，血流遍地，吞併四海，把古來的制度一舉更改。它雖比不上三代的德行，卻也不是晉、隋那樣的短命之朝所能相提並論的。它的國祚不能長久，難道不是因為刑法太苛酷、殺人太多嗎？所以孔子編次《尚書》，把《秦誓》一篇放在最末。這裡面的用意，不也很深遠嗎？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

喜好生養的，屬於生的一路；喜好殺戮的，屬於死的一路。周朝喜好生養，出於義；漢朝喜好生養，也出於義。秦國喜好殺戮，出於利；楚國喜好殺戮，也出於利。周朝以義好生，而漢朝還趕不上它；秦國以利好殺，而楚國比它還要過分。上天的道理、人心的常情，哪裡會在周、秦、漢、楚之間挑揀偏袒呢？不過是挑揀善與惡罷了。由此可知，善這東西天下無人能敵，因而天下人共同稱許它；惡這東西同樣天下無人能敵，因而天下人共同憎惡它。上天的道理、人心的常情，哪裡會在周、秦、漢、楚之間挑揀偏袒呢？不過是挑揀善與惡罷了。末尾兩句與上文重出，是邵雍有意複述，以致其叮嚀之意。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乎一途哉！

從前孔子講到堯、舜，就說他們「垂衣拱手而天下太平」；講到商湯、周武，就說他們「上順乎天意而下應乎人心」。這兩句話足以把古今帝王受命的道理全都包括進去。堯把帝位禪讓給舜，憑的是德；舜把帝位禪讓給禹，憑的是功。憑德是帝，憑功也還是帝，然而德往下降一等便落入功了。商湯討伐夏桀，把他放逐；周武討伐商紂，把他誅殺。放逐是王道，誅殺也還是王道，然而放逐往下降一等便落入誅殺了。由此可知，時運有消有長，事情有因襲有變革。前代的聖人與後代的聖人，走的原不是同一條路啊！

天與人相為表裡。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天與人互為表裡。天有陰陽兩氣，人有邪正兩途。邪與正從哪裡來？繫於在上位者的喜好。在上者喜好德行，百姓就走正路；在上者喜好諂佞，百姓就走邪路。邪正的由來，是有其源頭的。即便聖明的君主在上，也不可能沒有小人，只是那樣的世道叫人難以做成小人；即便平庸的君主在上，也不可能沒有君子，只是那樣的世道叫人難以做成君子。自古聖君之世的鼎盛，沒有比得上唐堯那個時代的，君子怎麼會那樣多呢！並不是那時沒有小人，而是難以做成小人，所以君子就顯得多；因此縱有共工、驩兜、三苗、鯀這四凶，也不能放手作惡。自古庸君之世的極端，沒有比得上商紂那個時代的，小人怎麼會那樣多呢！並不是那時沒有君子，而是難以做成君子，所以小人就顯得多；因此縱有微子、箕子、比干這三位仁人，也不能成全他們的善道。由此可知，君主挑選臣子、臣子挑選君主，這是繫於人力的；至於君主真能得到那個臣子、臣子真能遇上那個君主，這就不繫於人力，而繫於天了。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傅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籲！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耶？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賢與愚是人的本性，趨利避害是百姓的常情。虞舜曾在黃河邊燒陶，傅說曾在傅巖下築牆，天下人都知道他們賢能，可滿朝辦事的官員沒有一個肯舉薦，正是利害之心使他們如此。唉！人人心裡塞滿了利害的算計，外面又是矛戟一般的攻訐，又有誰認得出這裡頭有虞舜那樣的聖人、傅說那樣的賢者呢？黃河邊本不是禪讓帝位的地方，傅巖下本不是訪求宰相的門路。他們從前身在億萬人之下，後來卻站到億萬人之上，前後相差何其懸殊！然而記載一定要這樣寫出來，是因為看重「名」——名分一旦立起來，賢者才被人看見。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籲！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周易·坎卦》卦辭說：「身陷重險而心中存有誠信，唯其內心亨通，行動才受人推崇。」以中正之德行走於險境，前往辦事而能成功，雖處危地卻不會招致災禍，靠的是能夠自信，伊尹便是這樣的人。由此可知，古人當中確實有名聲超過實際的。這中間有幸與不幸的分別，即使是聖人，也有力量顧不到的地方。伊尹身任冢宰，處在必須把事情辦成的位置上；假使他為了躲開「放逐國君」這個惡名而袖手不動，旁人難道會指責他不忠嗎？可是那樣一來，天下的大事就全毀了，他又怎麼能匡正嗣君太甲、成就那有始有終的大忠？唉！倘若把國政託付給不合適的人，短短三年之內，嗣君會變成什麼樣子？天下的大事同樣毀了，世上也就不會有伊尹這個人了。「坎有孚，維心亨」這句話用在伊尹身上，不是很貼切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己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乎？籲！若委寄於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周易·豫卦》九四爻辭說：「眾人由他而得歡豫，大有所得，不必遲疑，朋友便會像髮簪聚髮一樣迅速聚攏過來。」以剛健之德主持歡豫之局，一動而眾人響應，種種猜疑於是消散，靠的是能夠自強，周公便是這樣的人。由此可知，聖人不能叫人不誹謗自己，只能妥善地處在誹謗之中。周公攝政總攬百官，身負重任；假使他為了躲開「誅戮親兄弟」這個惡名而按兵不動，旁人難道會指責他不孝嗎？可是那樣一來，天下的大事就全毀了，他又怎麼能保全嗣君成王、成就那有始有終的大孝？唉！倘若把國政託付給不合適的人，七年之間，嗣君會變成什麼樣子？天下的大事同樣毀了，世上也就不會有周公這個人了。「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這幾句用在周公身上，不是很貼切嗎？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若是耶？

天下將要大治的時候，人們必定崇尚實行；天下將要大亂的時候，人們必定崇尚空談。崇尚實行，篤實的風氣就流行開來；崇尚空談，詭詐的風氣就流行開來。天下將要大治的時候，人們必定崇尚義；天下將要大亂的時候，人們必定崇尚利。崇尚義，謙讓的風氣就流行開來；崇尚利，搶奪的風氣就流行開來。三王是崇尚實行的，五霸是崇尚空談的。崇尚實行的必定歸到義上去，崇尚空談的必定歸到利上去。義與利相距之遠，怎麼會到這樣的地步呢！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心既無過，何難之有？籲！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由此可知，說在嘴上，不如做在身上；做在身上，不如在心裡徹底做到。說在嘴上，別人聽得見；做在身上，別人看得見；在心裡徹底做到，那就只有神明知道了。人的耳目尚且騙不過，何況神明的耳目呢？由此可知，嘴上無愧，不如身上無愧；身上無愧，不如心裡無愧。要做到嘴上沒有過失容易，身上沒有過失就難；要做到身上沒有過失容易，心裡沒有過失就更難。心裡既已沒有過失，還有什麼難事呢？唉！到哪裡去找一個心裡沒有過失的人，好同他談一談「心」這件事啊！由此可知，聖人之所以能站在沒有過失的地位上，是因為他善於在自己的心上下工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王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

孔子說：「《韶》樂盡美，而且盡善；《武》樂盡美，卻還不算盡善。」又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一舉匡正天下，百姓到今天還受著他的恩惠。要是沒有管仲，我們只怕早已披頭散髮、衣襟向左，淪為夷狄了。」由此可知，周武王雖比不上虞舜的盡善盡美，但他解救了天下倒懸之苦，所以只比舜低一等罷了。齊桓公雖比不上武王的順天應人，但他稱霸諸侯、一匡天下，比起夷狄來畢竟高出很遠。拿武王同舜相比，武王就顯得有過失；拿武王同桓公相比，武王就顯得有功勞。拿桓公同夷狄相比，桓公有功勞；拿桓公同武王相比，桓公有過失。

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漢朝的位置，該擺在齊桓公與周武王之間。當時若不是恰好碰上天下百姓厭惡秦朝暴政已到極點，就算有十個劉邦、一百個張良，面對人心不肯輕易轉向，又能怎麼樣呢？何況古今的時勢雖然不同，百姓好生惡死的心卻沒有不同。自古以來殺人之多，沒有比秦朝更厲害的，天下人怎麼會不厭棄它？其實殺人多，不一定非用刀刃不可——把天下人逼到無路可走，就已經是殺人了，何況秦朝還真用刀刃大量屠戮天下之人呢？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秦二世貴為萬乘之君，到頭來想做一個普通百姓也辦不到；漢高祖劉邦本是一介平民，卻推辭不掉被推上元首之位。萬乘之君與一介平民，地位相差何等懸殊，然而竟會有一天彼此對調，原因只在於天下的利害早已明明白白擺在那裡。上天的道理，並不是要降禍給萬乘之君、賜福給平民，而是降禍給無道的、賜福給有道的；人心的常情，也不是要離開萬乘之君去歸附平民，而是離開無道的去歸附有道的。萬乘之君與一介平民，地位相差何等懸殊，然而竟會有一天彼此對調，原因只在於天下的利害早已清清楚楚擺在那裡。此段首尾兩節文字幾乎相同，是邵雍反覆致意的筆法，並非傳抄誤衍。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

太陽已經落下去了，月亮已經滿圓了，星星就不能不顯得稀疏。並不是星星真的少了，而是在滿月的光輝底下，星星難以顯出自己的光；能在這種時候還照舊發光的星，不也就格外稀少了嗎？這是一個比方：漢朝、唐朝的基業既已由開國之君創下（好比日沒），呂后、武則天一類后妃接著獨攬了大權（好比月望），忠臣就不能不稀少。並不是忠臣真的少了，而是在權柄旁落的形勢下，做臣子的難以盡自己的忠；能在這種時候還照舊盡忠的人，不也就格外稀少了嗎？

是知成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能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

由此可知：從一面看，把天下的大事辦成還算容易，為天下的大事去死才難；從另一面看，為天下的大事一死了之還算容易，真要把天下的大事辦成才難。既然如此，只要事情能辦成，又何必去計較自己是生是死呢？如果事情辦不成，縱然一死又有什麼益處？何況這裡頭還有合於正道與不合於正道的分別。與其死在不正的路上，哪裡比得上活在正道之中；與其活在不正的路上，又哪裡比得上死在正道之中。這就全看忠臣與智者在當下如何抉擇了。

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遊乎其間矣。

死當然可惜，可貴之處在於這一死能成就天下的大事；如果天下的事反倒被自己敗壞了，一死又拿什麼去抵塞罪責？活著當然可愛，可貴之處也在於這條命能成就天下的大事；如果天下的事反倒被自己敗壞了，活一輩子又能收到什麼功效？唉！既能成就天下的大事，又能不失正道而保全性命的，除了漢代的留侯張良、唐代的梁國公狄仁傑，還能是誰呢？張良用「商山四皓」之策安定太子，狄仁傑力勸武則天迎還廬陵王李顯，沒有這兩個人，漢、唐的國統恐怕就要落到呂氏、武氏手裡了。這樣的人，哪裡是那些白活一場、白死一回的人比得上的？白活白死之輩，好比田野裡的「蕭」「艾」——《離騷》正是拿這兩種沒有香氣的賤草，比喻由芳草變質的小人；忠臣與智者，是不會置身在這類人中間的。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於王矣，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其於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悽如也；如冬，冽如也。

孔子在《論語·子路》裡說：「善人接連治理國家滿一百年，也就可以感化殘暴之徒、廢除殺戮之刑了。」這話說得真對。從極亂的世道走到極治的世道，一定要經過三次轉變。「三皇」的政法裡沒有殺伐，「五伯」（五霸）的政法裡沒有生養；由「伯」變一次升到「王」，由「王」變一次升到「帝」，由「帝」變一次升到「皇」。要讓這三變都落實到「生養」上頭，不用上一百年又怎麼夠呢？由此可知：三皇之世好比春天，五帝之世好比夏天，三王之世好比秋天，五伯之世好比冬天。像春天，是溫和的；像夏天，是燠熱的；像秋天，是悽清的；像冬天，是凜冽的。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貳，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之由人乎？由天乎？

春、夏、秋、冬，是蒼天運行的四種時令；《易》《書》《詩》《春秋》，是聖人留下的四部經典。邵雍把這兩組一一相配：《易》配春、《書》配夏、《詩》配秋、《春秋》配冬，也就是分別對應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四個時代。天時不出差錯，一年的收成就完成了；聖人的經典不生歧異，君主的德行就養成了。上天有恆常的時令，聖人有恆常的常經。照著它行得正，就是正；照著它行得邪，就是邪。邪與正的中間，自有一個「道」擺在那裡：照它行得正，就叫「正道」；照它行得邪，就叫「邪道」。那麼邪與正，究竟取決於人呢？還是取決於天呢？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上文的問題，答案在「道」上：天憑著「道」而生，地憑著「道」而成，萬物憑著「道」而運行。天、地、人、物彼此各不相同，但同樣出於「道」這一點卻完全一致。所謂「道」，本義就是人腳下走的道路。「道」本身沒有形體，只有照著它去做，才在具體的事情上顯現出來。就像一條大路平平坦坦地擺在那裡，任憑千萬億年的人在上面走，人人都知道它通向哪裡。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籲！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僭竊行僭竊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僭竊事，僭竊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有人說：君子之道增長，小人之道就消退；君子之道消退，小人之道就增長。增長的一方若是對的，消退的一方便是錯的；消退的一方若是對的，增長的一方便是錯的。照這種說法，又憑什麼去分辨哪個是正道、哪個是邪道呢？唉，這是害人的議論！為什麼不這樣說：君做君該做的事，臣做臣該做的事，父做父該做的事，子做子該做的事，丈夫做丈夫該做的事，妻子做妻子該做的事，君子做君子該做的事，小人做小人該做的事，中原正統之邦行中原正統之邦的事，僭號竊據的割據政權行割據政權的事，這才叫「正道」；反過來，君去做臣的事，臣去做君的事，父去做子的事，子去做父的事，丈夫去做妻子的事，妻子去做丈夫的事，君子去做小人的事，小人去做君子的事，中原正統之邦反行僭竊之事，僭竊之國反行中原正統之事，這就叫「邪道」。

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說到夏、商、周三代的治世，沒有哪一個不是把整治人倫當作「道」的；三代的亂世，也沒有哪一個不是把攪亂人倫當作「道」的。後世凡是仰慕三代治世的，沒有不端正人倫的；後世凡是重蹈三代亂世的，沒有不攪亂人倫的。三代以下，以漢、唐最為興盛，它們同樣無一不是因治而興起、因亂而滅亡，何況那些還比不上漢唐興盛的朝代呢？它們興起的時候，無一不是由於君之道盛、父之道盛、夫之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原之道盛；它們滅亡的時候，也無一不是由於臣之道盛、子之道盛、妻之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上位者反被下位者壓過去，正是人倫顛倒的徵象。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物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於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唉！正、邪兩條道並行於世，為什麼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呢？回答是：難道不知道「陽一而陰二」嗎——《易》數里陽奇為一、陰偶為二，陰的分量本來就比陽多出一倍。連天地都是照這個比例生成的，何況人與物呢？人，是萬物之中最有靈性的。物的靈性比不上人的靈性，物尚且要照這個道生成，何況靈於萬物的人呢？由此可知：人其實也是物，只因為他是最有靈性的那一種，才特別把他叫作「人」。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太陽在天上運行，經緯的是「元」；月亮運行，經緯的是「會」；星運行，經緯的是「運」；辰運行，經緯的是「世」。這是把天的四象日、月、星、辰同四級時間單位元、會、運、世一一相配：日最尊最大，故配最大的「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月次之，配「會」（一萬零八百年）；星又次之，配「運」（三百六十年）；辰最小，配「世」（三十年）。相配既定，便可以兩兩交錯、彼此為經：以日經日，「元中之元」就可以推知了；以日經月，「元中之會」就可以推知了；以日經星，「元中之運」就可以推知了；以日經辰，「元中之世」就可以推知了。以月經日，「會中之元」可以推知；以月經月，「會中之會」可以推知；以月經星，「會中之運」可以推知；以月經辰，「會中之世」可以推知。以星經日，「運中之元」可以推知；以星經月，「運中之會」可以推知；以星經星，「運中之運」可以推知；以星經辰，「運中之世」可以推知。以辰經日，「世中之元」可以推知；以辰經月，「世中之會」可以推知；以辰經星，「世中之運」可以推知；以辰經辰，「世中之世」可以推知。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元中之元」是一，「元中之會」是十二，「元中之運」是三百六十，「元中之世」是四千三百二十；「會中之元」是十二，「會中之會」是一百四十四，「會中之運」是四千三百二十，「會中之世」是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中之元」是三百六十，「運中之會」是四千三百二十，「運中之運」是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中之世」是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中之元」是四千三百二十，「世中之會」是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中之運」是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中之世」是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這一串數目都由兩兩相乘得來：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所以元取一、會取十二、運取三百六十、世取四千三百二十；十二乘十二得一百四十四，十二乘三百六十得四千三百二十，十二乘四千三百二十得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三百六十自乘得十二萬九千六百，三百六十乘四千三百二十得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千三百二十自乘便得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這裡再把元、會、運、世四者配上四季：元配春、會配夏、運配秋、世配冬；前一字指這段時間自身的性質，後一字指它所遇上的時令。於是「元中之元」，就是用春天去行春天的時令；「元中之會」，是用春天去行夏天的時令；「元中之運」，是用春天去行秋天的時令；「元中之世」，是用春天去行冬天的時令。「會中之元」，是用夏天去行春天的時令；「會中之會」，是用夏天去行夏天的時令；「會中之運」，是用夏天去行秋天的時令；「會中之世」，是用夏天去行冬天的時令。「運中之元」，是用秋天去行春天的時令；「運中之會」，是用秋天去行夏天的時令；「運中之運」，是用秋天去行秋天的時令；「運中之世」，是用秋天去行冬天的時令。「世中之元」，是用冬天去行春天的時令；「世中之會」，是用冬天去行夏天的時令；「世中之運」，是用冬天去行秋天的時令；「世中之世」，是用冬天去行冬天的時令。兩相搭配，世運的溫厚與凜冽也就分出來了。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

人事一邊也照同樣的格式排開：皇配「道」、帝配「德」、王配「功」、伯配「力」，四者兩兩相乘，也是十六種。所以「皇中之皇」，是用道去辦道的事；「皇中之帝」，是用道去辦德的事；「皇中之王」，是用道去辦功的事；「皇中之伯」，是用道去辦力的事。「帝中之皇」，是用德去辦道的事；「帝中之帝」，是用德去辦德的事；「帝中之王」，是用德去辦功的事；「帝中之伯」，是用德去辦力的事。「王中之皇」，是用功去辦道的事；「王中之帝」，是用功去辦德的事；「王中之王」，是用功去辦功的事；「王中之伯」，是用功去辦力的事。「伯中之皇」，是用力去辦道的事；「伯中之帝」，是用力去辦德的事；「伯中之王」，是用力去辦功的事；「伯中之伯」，是用力去辦力的事。前一字是這個時代自身的品位，後一字是它實際所行的路數，兩者未必相合，治亂的差等就在這裡。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不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也哉？

時勢有消有長，世事有因襲有變革，除了聖人，沒有誰能把其中的道理窮盡。所以孔子在《論語·子罕》裡說：「可以同他一起讀書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起走上正道；可以同他一起走上正道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起堅守立場；可以同他一起堅守立場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起權衡通變。」由此可知，千萬世的時勢、千萬世的常經，哪裡可以像在地上隨手畫個圈子那樣，輕易下斷語呢？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代，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屬春，五帝屬夏，三王屬秋，五伯屬冬；戰國七雄，則是冬天殘剩的寒氣。漢朝要算「王」還差著一截，晉朝要算「伯」又綽綽有餘。三國，是「伯」裡頭稱雄的；十六國，是「伯」裡頭叢生並起的；南朝宋、齊、梁、陳一繫的五代，是「伯」借來的車乘——車子並不屬於自己，不過暫借著坐一程；北朝元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一繫的五代，是「伯」歇腳的驛舍——住上一陣便得動身。隋朝是晉朝的兒子，唐朝是漢朝的弟弟，說的是它們的氣象各有所承。隋末各郡割據的「伯」，是長江、漢水氾濫之後的餘波；唐末各藩鎮的「伯」，是日月沉落之後的殘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這後五代的「伯」，則是天還沒亮時殘留在天邊的星。

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其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籲！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矣。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從帝堯到今天，前後三千多年，歷經一百多個「世」。凡是史籍能夠明確記載的，四海之內、九州之間，其間時而統一時而分裂，時而大治時而敗壞，時而強盛時而羸弱，時而領唱時而隨和，從來沒有哪一朝能連著幾世而把風俗歸於一致。唉！古人把三十年稱作一「世」，哪裡是隨口定的呢！要等到教化確實沾溉、確實浸透，民情才可能有一次轉變。假如真有應運而生的人物一世接一世地興起，那麼百姓縱然粗野得像夷狄，經過三次轉變，「帝」這一等的治道也就可以舉行了。可惜時運裡沒有連貫百年的世，世上也沒有活滿百年的人；等到改朝換代之際，賢者與不肖之徒的比例，又何止是各佔一半而已。時運之難，不正是這樣嗎？人才之難，不正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