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人子须知（纲要） · 第 2 卷

不侫曩以先人襄事，与季兄究心堪舆家，间有一得，笔之为书，名曰《人子须知》。铅山见溪王君、书林余氏虽尝两刻，病其未备，每欲再订，弗暇也。辛巳夏，中丞王公、太史李公召入郢。明年春，又知遇司空曾公，客郢两寅，颇多隙日。乃取前书绪正之。会季兄亦自荆南来，更相与讨论润色，删繁补遗，较昔所著，合者十又四五。录成，司空不鄙，校梓广传。

我从前因为办理先人的丧事，与兄长一同专心研究堪舆之学，其间偶有心得，就笔录成书，取名《人子须知》。铅山的见溪王君与书林余氏虽然先后刻过两次，但我总嫌它不完备，屡次想重新订正，却抽不出工夫。万历九年辛巳夏天，中丞王公、太史李公把我召到郢中；第二年春天，又蒙司空曾公赏识。客居郢中两年，空闲的日子颇多，于是取出旧书加以整理订正。恰好兄长也从荆南赶来，兄弟俩重新一起讨论润色，删去繁冗、补上遗漏，与从前所著相比，仍旧相合的只有十分之四五。整理成稿后，曾司空不嫌鄙陋，校订付梓以广流传。

第蠡测管窥，极知不可以为训。念吾兄弟，自少遨游四方，今颠毛种种矣。三十年间，心力尽在此编。敝帚千金，不忍遽弃耳。或诮余尝从荐绅谈性命之学，何屑屑于此，迷而不返？余谓西山先生父子及草庐吴公，皆儒者宗，尝着《发微论》，发挥《玉髓》，删定《葬书》，君子不以此少之。即朱子所上《山陵议状》，有味哉其言之也！

只是我这点见识不过以瓢量海、从管中窥天，很清楚不足以立为训条。想到我们兄弟自幼奔走四方，如今头发已经斑白稀疏；三十年间，一生心力都花在这部书上。自家的破扫帚看得比千金还重，实在不忍心说丢就丢。有人讥笑我：你既然曾跟士绅们谈性命之学，为什么斤斤于这种小道，执迷不返？我回答说：蔡西山先生父子以及草庐吴澄先生，都是儒者中的宗师，他们写《发微论》、发挥《玉髓真经》、删定《葬书》，君子并不因此看轻他们。就连朱熹所上的《山陵议状》，其中的话也很有分量、耐人寻味啊！

且送终，人子大事，而付之庸师之手，天亲之谓何？余为此举，凡以共子职而已。天下岂有无亲之人哉！敬与为人子者共之。高明之士，窜定纰缪，出特见以相长，尤所愿也。万历癸未春月吉旦山人徐善述书于郢中之阳春书屋。

何况送终是为人子的大事，却把它交到庸俗地师手里，那把天伦骨肉之亲当成什么了？我做这件事，无非是为了尽到儿子的职分。天下哪有没有父母的人呢！我恭敬地把这部书拿来与所有做儿子的人共同分享。若有高明之士能改正其中的疏漏错误，提出独到见解来彼此切磋长进，那更是我所盼望的。万历十一年癸未春月吉日，山人徐善述书于郢中的阳春书屋。

《青囊经》秦之隐君子体易而作，陈希夷注释称《天机书》。按：世言堪舆家为青囊术，盖祖此耳。《青乌经》秦青乌子着。《搜山记》汉朱桃仙着。《赤霆经》汉留侯张子房着。《六甲配卦图》汉京房着。《狐首经》按：曾葛溪谓得之沈氏万卷楼中，无作者名氏。郭璞《葬书》所引之《经》即一也。《锦囊经》即《葬书》，晋叅军河东郭璞着，宋西山蔡文节公订定，草庐吴文正公删定。《捉脉赋》晋太尉长沙公鄱阳陶侃着。侃将葬母，失牛，遇异人指牛眠穴，位至三公。今催官说始此。

《青囊经》，秦代一位隐居的君子体察《易》理而作，陈抟为它作注时称之为《天机书》。按：世上把堪舆称为「青囊术」，源头就在这部书。《青乌经》，秦代青乌子著。《搜山记》，汉代朱桃仙著。《赤霆经》，汉代留侯张良著。《六甲配卦图》，汉代京房著。《狐首经》，按：元人曾葛溪说此书得自沈氏万卷楼，没有作者姓名；郭璞《葬书》所引称“经曰”的那部经，就是它。《锦囊经》，就是《葬书》，晋代参军河东人郭璞著，宋代蔡西山（文节公）订定，元代吴澄（草庐、文正公）删定。《捉脉赋》，晋代太尉长沙公鄱阳人陶侃著。陶侃将要安葬母亲时走失了牛，遇见异人指点了一处「牛眠穴」，后来官至三公。今天所说的「催官」之说就从这里开始。

《小卷阴阳正要》唐司天李淳风着。《大衍历分度》唐内供奉一行禅师着。《理气心印》唐亚父闻喜丘延翰着。《雪心赋》唐昭文馆学士章贡卜则巍着。《疑龙经》、《撼龙经》、《画筴图》、《筴四大穴法》、《立锥赋》、《拨砂图》、《胎腹经》、《望龙经》、《倒杖法》俱赣州杨筠松着。筠松名益，号救贫仙，南唐时人，曾文辿师也。《心镜》、《寻龙记》、《阴阳问答》雩都曾文辿着。《一粒粟》杨筠松着，刘诚意伯批注。《游氏家传启蒙》南唐佥判新安游潜着。潜，国师何令通婿也。《金锁秘诀》五代陈抟着。抟，字图南，豪州人，受业曾文辿，隐居西华山。宋征不起，赐号希夷先生。

《小卷阴阳正要》，唐代司天监李淳风著。《大衍历分度》，唐代内供奉一行禅师著。《理气心印》，唐代亚父、闻喜人丘延翰著。《雪心赋》，唐代昭文馆学士、章贡人卜则巍著。《疑龙经》《撼龙经》《画筴图》《筴四大穴法》《立锥赋》《拨砂图》《胎腹经》《望龙经》《倒杖法》，都是赣州杨筠松所著。杨筠松名益，号救贫仙，南唐时人，是曾文辿的老师。《心镜》《寻龙记》《阴阳问答》，雩都曾文辿著。《一粒粟》，杨筠松著，明代诚意伯刘基作批注。《游氏家传启蒙》，南唐佥判、新安人游潜著；游潜是国师何令通的女婿。《金锁秘诀》，五代陈抟著。陈抟字图南，亳州人，受业于曾文辿，隐居西华山；宋朝征召他而不肯出仕，朝廷赐号希夷先生。

《黑囊经》五代范越凤着。一云杨筠松着。《洞林秘诀》、《寻龙入式歌》范越凤着。《葬经》六卷隋肃吉着。《龙经》三卷左仙着。《太华经》太华眞人许亮着。《拨沙经》陈亚和着。《吴氏家传口诀》五代德兴吴克诚着。诚，南唐国师吴法旺子，受业陈希夷先生。《玉髓眞经》宋国师张子微着。子微名洞玄天师，张道陵三十三代孙。蔡西山先生增发挥。《吴公解义》批注心印。《龙格通玄歌》、《吴氏秘诀》俱宋国师景鸾着。克诚子。

《黑囊经》，五代范越凤著，一说是杨筠松著。《洞林秘诀》《寻龙入式歌》，范越凤著。《葬经》六卷，隋代萧吉著。《龙经》三卷，左仙著。《太华经》，太华真人许亮著。《拨沙经》，陈亚和著。《吴氏家传口诀》，五代德兴人吴克诚著；吴克诚是南唐国师吴法旺的儿子，受业于陈抟希夷先生。《玉髓真经》，宋代国师张子微著；张子微名洞玄天师，是张道陵的三十三代孙，蔡西山先生曾为它增补发挥。《吴公解义》，是为《理气心印》所作的批注。《龙格通玄歌》《吴氏秘诀》，都是宋代国师吴景鸾所著；吴景鸾是吴克诚的儿子。

《泄天机》前廖瑀着。按：元曾葛溪《俯察要览》云：“有两廖瑀，前廖乐平人，后廖雩都人，俱号金精，术俱神。《泄天机》本前廖着，因余芝孙增入后廖《地课》及《入式歌》，增首尾衍文，世遂莫知有前廖禹矣。”今考前廖著述，重峦头；后廖著述，重天星。后廖乃张公道明为虔倅时拔者，卒传吴氏学。

《泄天机》，前廖瑀著。按：元人曾葛溪《俯察要览》说：“历史上有两位廖瑀：前廖是乐平人，后廖是雩都人，都号金精，术数都很神验。《泄天机》本是前廖所著，因为余芝孙把后廖的《地课》和《入式歌》增补进去，又在首尾添加了衍文，世人于是不再知道还有一位前廖瑀了。”如今考察下来，前廖的著述偏重「峦头」，后廖的著述偏重「天星」。后廖是张道明公任虔州通判时选拔出来的，最终传承的是吴氏一派的学问。

《阴契阳符》、《师门心法》、《金精口诀》、《怀玉经》、《赤人图》后廖禹着。《司马头陀水法》马仙着。荆门州马仙观有台基尚存，即其成道之所也。《发征论》宋闽蔡牧堂先生着。觧注十数家，惟明鄱阳方伯余佑注本最善。《囊金》一名《心经》，上牢刘谦着，新安谢子期批注。《光明大照图》司马大士着。《催官篇》、《旅寓集》宋赖文俊着。俊官建阳，弃职浪游，号布衣子。后修眞太乙峰下，世传仙去。《玄树经》宋浙右方斗南着。《海底眼》刘白头着。《分金断诀》厉伯韶着。《三寳经》珏斋谢子逸着。

《阴契阳符》《师门心法》《金精口诀》《怀玉经》《赤人图》，后廖禹著。《司马头陀水法》，马仙著；荆门州的马仙观至今还留着台基，就是他成道的地方。《发微论》，宋代福建蔡牧堂先生著；为它作解注的有十几家，只有明代鄱阳方伯余佑的注本最好。《囊金》，又名《心经》，上牢刘谦著，新安谢子期批注。《光明大照图》，司马大士著。《催官篇》《旅寓集》，宋代赖文俊著；赖文俊曾在建阳做官，后来弃职浪游，号布衣子，晚年在太乙峰下修真，世传他成仙而去。《玄树经》，宋代浙西方斗南著。《海底眼》，刘白头著。《分金断诀》，厉伯韶著。《三宝经》，珏斋谢子逸著。

《阴阳正源》宋德兴紫琼张眞人着。《堪舆要约》南宋国师德兴傅伯通着。《大理歌》南宋国师邹仲容着。容，名宽，德兴人，与伯通同师廖金精。《祝氏秘钳》宋观物先生祝秘着。《堪舆微义》元斋易岩着。《俯察元机》元学士傅文懿公立着。立，伯通玄孙，祝观物甥，精皇极数，学通天文地理。《革象新书》元德兴赵缘督眞人友钦着。《俯察要览大全》元曾葛溪着。《平沙玉尺经》元太师刘秉忠着，明诚意伯刘伯温解释，赖敬迪补注，为当世所宗。《地理件目》吴折着。一名集解，又名眞指、快捷方式、指南。折，景鸾裔也。《金斗诀葬法》、《一掌金》云外老人傅地着。地，傅伯通后裔。《金函经》、《天玉经》俱未详所著。

《阴阳正源》，宋代德兴紫琼张真人著。《堪舆要约》，南宋国师、德兴人傅伯通著。《大理歌》，南宋国师邹仲容著；邹仲容名宽，德兴人，与傅伯通同拜廖金精为师。《祝氏秘钳》，宋代观物先生祝秘著。《堪舆微义》，元代斋易岩著。《俯察元机》，元代学士傅立（文懿公）著；傅立是傅伯通的玄孙、祝观物的外甥，精通皇极数，学问贯通天文地理。《革象新书》，元代德兴赵友钦（缘督真人）著。《俯察要览大全》，元代曾葛溪著。《平沙玉尺经》，元代太师刘秉忠著，明代诚意伯刘基作解释，赖敬迪补注，为当世所推崇。《地理件目》，吴折著，又名《集解》，也叫《真指》《捷径》《指南》；吴折是吴景鸾的后裔。《金斗诀葬法》《一掌金》，云外老人傅地著；傅地是傅伯通的后裔。《金函经》《天玉经》，都不清楚作者是谁。

《分金瀛海经》明德兴董德彰注。《四神秘诀》、《天卦》、《青囊》、《南针论》《分金解》董德彰注。《三易三元编》李玄绪着。《丛珠素书》陈彦绎着，游潜湄斋注疏。《何家沙法》明丰城南塘何德宏着。《地理摘奇》乐平洪理着。《大地图》松江徐长谷着。《阴阳定论》泰和周视着。《阴阳决疑》蜀太守南泉罗青霄着。《堪舆正要》泰和龙岩樵着。《堪舆管见》闽副宪双湖谢延桂着。以下俱不详著者姓名：《昏衢炬烛》、《万万山心法》、《赵缘督琐录》、《祝氏神龙经》、《水经》、《张落魄口诀》、《空山老人穴法》、《天涯海角经注》、《寸金穴法》、《四十字穴法》、《沙竹图穴法》、《铜人穴法》、《相山骨髓》、《三式全书》《地脉经》《地理指南》、《堪舆指南》、《山海经》。

《分金瀛海经》，明代德兴董德彰作注。《四神秘诀》《天卦》《青囊》《南针论》《分金解》，都由董德彰作注。《三易三元编》，李玄绪著。《丛珠素书》，陈彦绎著，游潜（湄斋）作注疏。《何家沙法》，明代丰城南塘何德宏著。《地理摘奇》，乐平洪理著。《大地图》，松江徐长谷著。《阴阳定论》，泰和周视著。《阴阳决疑》，四川太守南泉罗青霄著。《堪舆正要》，泰和龙岩樵著。《堪舆管见》，福建副宪双湖谢延桂著。以下各书都不清楚作者姓名：《昏衢炬烛》《万万山心法》《赵缘督琐录》《祝氏神龙经》《水经》《张落魄口诀》《空山老人穴法》《天涯海角经注》《寸金穴法》《四十字穴法》《沙竹图穴法》《铜人穴法》《相山骨髓》《三式全书》《地脉经》《地理指南》《堪舆指南》《山海经》。

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程子曰：“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盛。若培植其根而枝叶茂。”又曰：“祖父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朱子曰：“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

孔子说过“卜择墓地而妥善安葬”。程颐说：“所谓卜其宅兆，就是卜择那块地的好坏。地好，先人神灵就安宁，子孙就兴盛；这好比培壅了树根，枝叶自然茂盛。”他又说：“祖父与子孙同一气脉，那边安则这边安，那边危则这边危。”朱熹说：“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藏，是要藏起祖先的遗体。做子孙的既然要藏起祖先的遗体，就一定要拿出郑重诚敬的心，作长久安固的打算。使遗体保全而神灵得安，子孙就兴盛而祭祀不会断绝。”

又曰：“其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蚁蝼、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陆象山曰：“通天地人曰儒。地理之学虽一艺，然上以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其为事亦重矣。亲之生，身体发肤皆当保爱，况亲之殁也，奉亲之体厝诸地，固乃付之庸师俗巫，使父母体魄不得其安，则孝安在哉！”

朱熹又说：“如果选择得不精审，那块地不吉，就必定有水泉、蝼蚁、地风一类东西在里头侵害，使遗体与神灵都不得安宁，而子孙也有死亡绝灭的忧患，是很可怕的。”陆九渊说：“能贯通天、地、人三者才配称儒。地理之学虽然只是一门技艺，可是往上说是尽送终之孝，往下说是为后人作打算，这件事也算重大了。父母活着的时候，身体发肤都应当保护爱惜，何况父母去世之后，要把父母的遗体安放到土中，竟然把它交给庸俗地师、市井巫者，使父母的体魄不得安宁，那孝在哪里呢！”

夫观圣贤所论如此，则择地殡亲之道，诚仁人孝子之不可忽者。若平居视地理为末务，而不之问，一旦有大故，则不免仓卒苟且为之，幸得吉地，固所愿矣；不幸而置亲体于蚁泉沙砾中，无异委之于壑坵，不孝孰甚？故人子须于平时讲明其说，庶几他日临事不悞，而亲魄得安于地下矣。

看圣贤们的议论到了这个地步，可见择地安葬父母之道，实在是仁人孝子不可轻忽的。假如平日把地理看成末节小事，从来不去过问，一旦家中有了大丧，难免仓促草率地办；侥幸得到吉地，固然是所愿；不幸把父母遗体放在蚁穴、泉眼、沙砾之中，那和把亲人抛在山沟土丘里没有分别，还有比这更不孝的吗？所以为人子的必须平日就把这套道理弄明白，这样将来临事才不至于失误，父母的魂魄才能在地下得安。

虽然，三折臂然后称明医，地之理又非肤浅及鲜传者所能究竟也。苟曰予既已知之矣，而自用自专，悞凶为吉，牢不可破，则其害奚异于庸师俗巫哉！噫，万镒之玉，必付之玉人而后可也。

话虽如此，古语说手臂折过三次才当得起良医，地理这门道理也不是浅尝辄止、缺少真传的人所能穷究到底的。倘若有人说我已经懂了，于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把凶地误认成吉地，还固执得谁也说不动，那他造成的祸害与庸俗地师、市井巫者又有什么两样！唉，价值万镒的美玉，终究要交给专门的琢玉匠人来处理才行。

司马温公曰：“今人有丧亲者，往往久而不葬。问之，曰岁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游宦远方未得归也。贫未能办葬具也。至有终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弃失尸柩不知其处者。呜呼！可不令人深叹愍哉！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为乃如是，曷若无子孙死于道路，犹有仁者见而殣之耶。

司马光说：“今天的人死了父母，往往拖很久不下葬。问他缘故，说是年月不吉利，又说还没找到好地，又说自己在远方做官回不来，又说家贫置办不起丧葬用具。甚至有终其一生、累及几代都不下葬的，以至于棺柩丢失了都不知道在哪里。唉！这难道不令人深深叹息怜悯吗！人之所以看重身后有子孙，就是为了有人能安藏自己的形骸。所作所为竟到这个地步，还不如没有子孙、死在路边，倒还有仁厚的人见了替他掩埋。

且先王制礼，葬期远不过七月，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礼，未葬不变服，食粥，居倚庐，哀亲之未有所归也。既葬，然后渐有变除。今之人背礼违法，未葬而除丧，从宦四方，食稻衣锦，饮酒作乐，于心安乎？”吴草庐曰：“丧不即举，年代已远，或子孙参差而人事不齐，或罹兵乱而水火不测，或贫病兼并而不能举，或是非争兢而害成，或官事牢狱而不可为，或日怠日忘而竟成弃置，皆停丧久远而变见多端也。”

何况先王制定礼法，下葬的期限最远不过七个月，王公以下都是三个月下葬。礼制又规定，没有下葬就不改换丧服，只吃稀粥，住在倚墙搭的草庐里，哀伤父母还没有归宿。等到下葬以后，才渐渐有所变更除服。如今的人违背礼法，还没下葬就先除了丧服，四处做官，吃着好饭穿着锦衣，饮酒作乐，心里过意得去吗？”吴澄说：“丧事不及时办理，年代一久，或者子孙各自分散而人事凑不齐，或者遭遇兵乱而水火难料，或者贫病交加而办不起，或者因是非争执而生出祸害，或者摊上官司牢狱而无法办理，或者一天天怠慢遗忘竟至完全抛置——这都是停丧太久而变故百出的缘故。”

愚按：二公所言，极其痛切。盖今时之俗，平居多不讲夫地理，及有变故，则懵无所措，停柩以侍择地。初心虽切，久必因循，遂至醉梦过时，不知为天地间极大罪人。有子不能葬其父，有孙不能葬其祖，至于年代深远，诚有如二公之所虑者。呜呼！为人子者可不懔懔然而知所戒惧乎？

我按：司马光、吴澄两位所说，极其痛切。今天的风气是平日大多不讲求地理，等到家里出了丧事，就懵懂得手足无措，只好停下棺柩等着择地。起初的心意虽然恳切，日子一长必然因循拖沓，终于在浑浑噩噩中错过时机，自己还不知道已经成了天地间的大罪人。做儿子的不能安葬父亲，做孙子的不能安葬祖父，拖到年深日久，果然会出现两位先生所忧虑的那些后果。唉！做儿子的能不心存戒惧、知道警惕吗？

夫地理之法虽繁，而“葬乘生气”一言，足以尽其肯綮。故千里来龙入首，惟融八尺之穴。谚云“阴地一线”是也。祖冢既已乘乎一线生气，则其左右上下皆为死气，葬之徒为蚁穴泉窟而已。不惟新葬之柩将为祸患，且又泄祖宗之生气，惊祖宗之体魄，其为害不小也。

地理的法门虽然繁多，但“葬乘生气”这一句话，就足以说尽它的要害。所以千里而来的「来龙」到了「入首」处，也只凝聚成八尺见方的一个穴。俗话说的“阴地只有一线”就是这个意思。祖坟既然已经占住了这一线生气，那么它的左右上下就全是死气了，葬进去只不过是给自家亲人找了个蚁穴泉窟罢了。这样做不但新葬的棺柩要出祸患，而且还泄漏了祖宗的生气、惊动了祖宗的体魄，为害不算小。

或曰：中州之地，始葬者南面，后竁左右昭穆而殡，谓之族葬。有一穴安数十冢者，有一冢安十数柩者，似于侵葬，未闻其祸何也？予曰：中州之地，千里平洋，水深土厚，若得一穴，可安十数柩者有之，可安十数冢者有之。张子微所谓“也有一龙十数穴，也有一穴十数茔”者是耳。东南山丛，水驶土薄，易泉而多石，蝼蚁生之，安可与中州比也？

有人问：中原一带的规矩，最先下葬的坐北朝南，后来开圹的就按昭穆次序分列左右安葬，叫做「族葬」。有一个穴里安下几十座坟的，有一座坟里安下十几具棺柩的，看起来都像是侵葬，却没听说出什么祸事，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中原之地千里平洋，水位深、土层厚，如果得到一个穴，能安十几具棺柩的有，能安十几座坟的也有。张子微所说“也有一龙十数穴，也有一穴十数茔”，讲的正是这种情形。东南一带山峦丛集，水流湍急、土层浅薄，容易出水而且多石头，蝼蚁滋生，怎么能和中原相比呢？

或又曰：附葬祖侧，及父母必合葬，皆古礼，有不可议者。答曰：礼贵通变。附葬既有侵祖之嫌，而合葬或不得已，亦不必拘。予兄弟尝游闽至考亭，拜文公朱夫子遗像。及徧观其先世坵垄，文公之祖退翁，名森，字良材，墓在政和县感化里护国寺西。父韦斋先生，名松，谥献靖，墓在崇安县上梅里寂历山。母祝氏夫人，墓在建阳崇泰里寒泉岭仰天湖形。文公墓在建阳嘉禾里九峯山下，风吹罗带形。

又有人问：附葬在祖坟旁边，以及父母一定要合葬，都是古礼，是不能非议的。我回答说：礼贵在通权达变。附葬既然有侵犯祖坟的嫌疑，而合葬如果有不得已的情形，也不必拘泥。我们兄弟曾游历福建到考亭，拜谒朱熹先生的遗像，又遍看了他家先世的坟茔：朱熹的祖父退翁，名森，字良材，墓在政和县感化里护国寺西边；父亲韦斋先生，名松，谥号献靖，墓在崇安县上梅里寂历山；母亲祝氏夫人，墓在建阳崇泰里寒泉岭，是「仰天湖」形；朱熹本人的墓在建阳嘉禾里九峰山下，是「风吹罗带」形。

退翁以前墓皆在徽婺源，去考亭固已甚远。而退公、韦斋、文公之墓，又各在一县，去考亭皆百余里，何尝拘于附近祖冢之说？又，考文公葬父，亦尝三迁，而最后迁处，与葬母同年按文公年谱，干道六年正月葬母，八月改葬父，亦未尝拘于父母合葬。噫！此见我文公先生烛理之明，不狃于俗，足可为法矣！

退翁以前几代的坟墓都在徽州婺源，离考亭已经很远。而退翁、韦斋、朱熹三代的墓又各在一个县，离考亭都有一百多里，何尝拘泥于必须挨近祖坟的说法？再考朱熹安葬父亲，也曾三次迁移，而最后一次迁葬与安葬母亲是同一年（据《朱文公年谱》，乾道六年正月葬母，八月改葬父），可见也不曾拘泥于父母必须合葬。唉！由此可见朱熹先生洞察事理的明白，不迁就流俗，足可以立为法则！

按：《文公年谱》云：绍兴十四年，葬韦斋于西塔山，其后改葬于寂历山中峯之原。及考韦公，《迁韦斋墓记》曰：初，府君将殆，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定于灵梵院侧。时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详。惧体魄之不安，干道六年，迁于白水之鹅峰山下。又考文公庆元五年撰《韦斋行状》云：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崇安县之五夫。然公所藏，地势卑湿，惧非久计，乃奉而迁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峯僧舍之北。即此而观，乃是三迁葬也。见《建宁郡志》。

按：《朱文公年谱》说，绍兴十四年把韦斋先生葬在西塔山，后来改葬到寂历山中峰的原上。再考朱熹所作《迁韦斋墓记》说：当初父亲病危时，本想葬在崇安的五夫；去世的第二年，才定在灵梵院旁边。那时朱熹年幼没有经历过事，卜地不够详审，担心父亲体魄不得安宁，于是在乾道六年迁到白水的鹅峰山下。又考朱熹庆元五年所撰《韦斋行状》说：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朱熹奉柩葬在崇安县的五夫；但那处所葬之地地势低洼潮湿，恐怕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奉柩迁到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的北面。照这些记载看来，确实是三次迁葬。此事见于《建宁郡志》。

曾葛溪曰：“图葬旧穴，惑之甚也。尝见一旧穴，虽前已发大贵，子孙不肖鬻之，凡三易主，葬二百余年，卒无显者。人但指而言曰：‘此某氏祖冢，徙墎卖与某氏。不利，又转卖某氏，皆不利’。即此可知，旧穴无重发达之验。

曾葛溪说：“打算葬进别人用过的旧穴，是糊涂到了极点。我曾见过一处旧穴，从前虽然出过大贵人，后来子孙不肖把它卖掉，前后换了三个主人，葬了二百多年，终究没有出过显达的人。人们只是指着它说：‘这是某家的祖坟，把棺椁迁走卖给了某家；不吉利，又转卖给某家，也都不吉利。’单看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旧穴没有再次发达的验证。

又有葬后风迁水易者，难以殚举，竟未闻葬旧穴而获福者。况凭福恃势，发他人之坟，诛其用心，已不为天所佑，地何能福之哉？且地脉初兴，如火之始然；及其既败，如灰烬已冷。欲于冷灰中求炙手热，决无是理。此古人谓图葬旧穴，如求嗣续于鹤发妇人耳。”

还有葬下去以后风向改变、水路更易的，多得数不完，竟没听说过葬旧穴而得福的。何况仗着自家有钱有势去掘别人的坟，就诛心而论，这样的存心已经得不到上天保佑，土地又怎么能给他降福呢？再说地脉初兴的时候，像火刚点着；等到它已经衰败，就像灰烬早已冷透。想在冷灰里求得炙手可热，绝无这个道理。所以古人说，图谋葬进旧穴，就好比向白发老妇求子嗣一样。”

按：葛溪所论，诚皆切当。盖人子求地葬亲，当先修其德。谋葬已发之穴，徙人之亲而葬其亲，伐人之冢而为已冢，忍心害德，莫此为甚，纵得地理，天理何在？予尝谓：人人难保百年坟，徙墎重扦太忍心。莫道天公无报应，后来还有伐坟人。求地者宜知所戒。

按：曾葛溪的议论，确实都很切当。为人子的求地安葬父母，应当先修养自己的德行。图谋葬进已经发过福的旧穴，迁走别人的先人来安葬自己的先人，掘掉别人的坟来做自家的坟，心肠之忍、伤德之深，没有比这更甚的了；纵然得了地理，天理又在哪里？我曾写过几句话说：人人都难保自家的坟能守满百年，把别人的棺椁迁走再重新点穴下葬实在太忍心；不要说老天没有报应，后来还会有人来掘你的坟。求地的人应当知所警戒。

世俗拘泥公位之说，兄弟众多，各懐私意，争论不决，遂有终身不殡其亲者。噫！为人父母者，每以子多为幸。今若此，则是不若少子者，无房分之争，得归全于土，而免久暴之患矣！是故求地惟当辨眞伪，不可拘泥公位。地诚眞美，而于公位或有不齐，此亦付之子孙缘，不可挟私而久暴其亲，亦不可信邪师之言，妄有作为而反坏其地。

世俗拘泥于「公位」之说，兄弟人多，各怀私心，争论不下，于是竟有一辈子不安葬父母的。唉！做父母的总是把儿子多看作福气；如今弄成这样，反倒不如儿子少的人家：没有房分之间的争执，父母能完整地归入土中，免去长久暴露棺柩的祸患！所以求地只应当分辨真穴假穴，不可拘泥公位。地如果确实真而且美，只是在公位上或许照顾不到各房均匀，这也只能归之于子孙各自的缘分，不可挟带私心而让父母长久暴露，也不可听信邪师的话，胡乱改动布置反而把好地弄坏了。

且欲房分之均，不可拘于一穴，宜别求一穴以补衬之，则得均矣。杨公云“岂可一坟分公位，必取众坟叅互议”是也。大抵公位之说，只可置之勿论。蔡文节公云：“今人动争公位之说，以致久不葬亲，何所见之谬耶！造化者自区处，岂伊人力所能巧计？地不可不择，当使亡魂安处。至于自求多福，乃在地理以外，非可以徇私为心。

再说想让各房均沾，本来就不必死守一个穴，应当另外再寻一穴来补衬，这样自然就均了。杨筠松说“岂可一坟分公位，必取众坟参互议”，就是这个意思。大体上说，公位这套说法，只可搁在一边不去理会。蔡元定（文节公）说：“今人动不动就争公位之说，以致久久不葬父母，见识何等荒谬！造化自有它的安排，哪里是人力的巧计所能安排的？地不可以不选择，要让亡者的魂魄有安处之所。至于自己求取多福，那是在地理之外的事，不可存着徇私的心思。

纔有私心，其计必左。世人以此误自己，误子孙者甚多。及不如意，从而迁徙，愈更愈错，非地误人，用心之误也。”程子曰：“不以奉亲为计，而专以利后为谋，非孝子安厝之用心。”诚为至论。故人子但以安亲为念可也。若曰期生人之受荫，冀富贵于将来，但末务耳。况有葬后沙水变易，而公位之说亦多不验。为人子者，须知大义，岂可专泥于兹乎。

只要一有私心，算计就必定落空。世人因此耽误自己、耽误子孙的很多。等到不称心，就跟着迁坟，越改越错，这不是地耽误了人，是用心错了。”程颐说：“不把奉安父母当作打算，专门谋求有利于后人，这不是孝子安葬父母的存心。”真是至理之论。所以为人子的只要一心想着让父母得安就够了。至于指望活人受到荫庇、盼望将来富贵，那不过是末节。何况还有下葬以后砂形水路发生变化的，公位之说也大多不应验。做儿子的须懂得大义，怎么可以专门死守这一条呢。

孔子曰：“古者不修墓。”非不修墓也，盖必诚必信已。当葬时而豫为一成不动之计，其慎重尚如此，况举既葬之亲而欲改迁之，何可以慎重不如是乎？今之人有轻信人言，或为富贵而动其念，或为祸患而惕其衷，往往易于改葬，彼其事得已耶？抑不得已耶？如其不得已，而有水蚁及他患也，改之无不可也。然亦有为野师所惑，误改吉地者，令亲体不免暴露，吾恐仁人孝子当不止其颡之有泚矣。

孔子说：“古时候不修墓。”并不是不肯修墓，而是说下葬时就做到了必诚必信。当初安葬的时候就预先作了一劳永逸、永不变动的打算，郑重到这个地步；何况要把已经葬下的父母再挖出来改迁，怎么可以不同样郑重呢？今天的人有的轻信别人的话，有的为求富贵而动了迁坟的念头，有的因遭遇祸患而心里发慌，往往轻易就改葬，他们那件事究竟是可以不做呢，还是不得不做？如果确实不得已，坟中已有水、有蚁或别的祸患，改葬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也有被江湖术士迷惑，把本来的吉地误改掉的，弄得父母遗体不免暴露，我看仁人孝子到那时候，恐怕不止是额头冒汗而已了。

《青乌经》云：“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一冢无故自陷；二冢上草木枯死；三冢有淫乱风声，少亡孤寡；四男女忤逆颠狂，刼害刑伤瘟火；五人口死绝，家产耗散，官讼不息。改之。如见三祥瑞则勿改：一见生龟蛇生气物；二见紫藤交结棺木；三有水珠玸色如乳温暖，或有气如雾，穴中干燥无水蚁，并吉。”甚哉，有味乎其言之也！

《青乌经》说：“凡是坟地有五种不祥之象的可以改葬：第一，坟冢无缘无故自己塌陷；第二，坟上草木枯死；第三，家中出现淫乱的风言风语，或者少年夭亡、孤儿寡妇不断；第四，男女忤逆、癫狂，遭劫害、刑伤、瘟疫火灾；第五，人口死绝，家产耗散，官司诉讼不停。这些情形就该改葬。如果见到三种祥瑞就不要改：第一，见到活的龟蛇一类有生气的东西；第二，见到紫藤缠结在棺木上；第三，有水珠色泽如乳而温润，或者有雾一样的气，穴中干燥没有积水蚁蛀——这些都是吉象。”这段话说得真好，很值得反复体味！

予兹推广其意，特立五戒：曰人丁蕃衍者不迁，年代深远者不迁，无五不祥者不迁，不犯五患者不迁程子曰：“须使他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窑灶，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犂所及，家道平康者不迁。诚欲其人之慎之也。

我在这里推广它的用意，特地立下五条戒律：人丁兴旺的不迁，年代久远的不迁，没有出现上述五种不祥之象的不迁，不触犯「五患」的不迁（程颐说：“必须使墓地日后不会变成道路，不会变成城郭，不会变成沟渠池塘窑灶，不会被权贵豪势夺去，不会被耕犁翻到。”），家道平安康泰的不迁。这样立戒，实在是要人慎重对待。

虽然，礼有改葬之服缌麻，历颁启攒之日，古人亦未尝不迁。如不得已，须得明师再三商确。大抵地无全美，只当察其轻重缓急。如有财无人，须求温暖之穴；有人无财，宜寻得水之地。审有其地果胜旧坟，然后议迁。如旧坟无大祸患，可以平稳，则当别求吉地接福于后，未为不可，奚必于改葬哉！是故“慎之”一字，改葬者所当绎思也。

话虽如此，礼制中本来就有改葬时服缌麻之服的规定，历书上也颁布启攒开圹的吉日，可见古人也并非从不迁坟。如果确实不得已，必须请高明的地师再三商定。大体上说，地没有十全十美的，只应当权衡其中的轻重缓急：如果家中有财而人丁不旺，就要找温暖的穴；如果人丁旺而无财，就该寻能得水的地。审察确认新地果然胜过旧坟，然后才谈得上迁。如果旧坟没有大的祸患，还算平稳，那就应当另外求一块吉地来接续后福，这也未尝不可，何必一定要改葬呢！所以“慎”这一个字，是打算改葬的人应当反复寻思的。

求地须辨眞伪，不必拘大小。若龙穴眞的，纵力量轻，犹能发越。徒慕大地，而不能辨眞伪，葬于假穴之中，是置亲体于水泉蚁穴，求福得祸，顾何益哉！盖大地难识，且有鬼神司之，不可强求。往往图大地者，虽小地亦不得，而竟被假地所误。

求地必须分辨真假，不必拘泥于地的大小。只要「龙」真「穴」的，纵然力量小些，也仍旧能够发福。一味羡慕大地，却分辨不出真假，葬进了假穴之中，那就是把父母遗体放进水泉蚁穴，本想求福反而得祸，又有什么好处！要知道大地难以识别，而且有鬼神在那里主管，不可以强求。图谋大地的人往往连小地也得不到，最后反倒被假地耽误。

彼盖不知安稳小地，在在有之，易于求索。况小地既眞，数穴并力，亦能致大。杨筠松云：“大地难得小易求，积累不已成山邱，众坟合力却成大，人说小地生公侯。”又云：“是眞不必问大小，积小成大最为好。”又云：“图大不得且思次，此事当与智者议。”旨哉言乎！人子求地，且知辨眞伪，慎毋为图大所惑。

他们大概不知道，安稳的小地到处都有，容易寻求。何况小地只要是真的，几个穴合起来使力，也能成就大局面。杨筠松说：“大地难得小易求，积累不已成山丘；众坟合力却成大，人说小地生公侯。”又说：“是真不必问大小，积小成大最为好。”又说：“图大不得且思次，此事当与智者议。”这些话说得多有道理！为人子的求地，只要懂得分辨真假，千万不要被贪图大地的念头迷惑。

夫地理之学，有道眼，有法眼。道眼生知，不可尚矣。所谓法眼者，必从师授，徧观名墓，何为而吉，何为而凶，龙穴何为而入格，砂水何为而合局，一一检点，以之为法，故曰法眼。卜氏云：“追寻仙迹，看格尤胜看书。”杨氏云：“劝君且去覆旧坟，胜读十卷撼龙文。”又曰：“见格多时心易晓，见多胜耳千回闻。”又云“若不看格信人说，俗师不晓能惑人”是也。

地理这门学问，有「道眼」，有「法眼」。道眼是生来就有的悟性，不是常人可以企及的。所谓法眼，必须从师受传，遍看历代名墓：什么样的算吉，什么样的算凶，「龙」「穴」怎样才算入格，「砂」「水」怎样才算合局，一处一处地核对检点，用它来作准绳，所以叫法眼。卜则巍说：“追寻前贤留下的名穴遗迹，看实地格局比看书更管用。”杨筠松说：“劝君且去覆旧坟，胜读十卷撼龙文。”又说：“见格多时心易晓，见多胜耳千回闻。”又说“若不看格信人说，俗师不晓能惑人”，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故将欲营宅兆，必须先去多观仙迹名墓，以彼为法，则庶几心目有主，不被假地所惑，诚一紧要事也。为人子者，当念厝亲是平生第一大事，上为亲体安宁之谋，下保子孙久远之计，而不可惮其登渉之劳也。

所以打算营造墓地之前，必须先多去看前贤留下的名穴古墓，拿它们作准则，这样心里眼里才有主见，不会被假地迷惑，这实在是一件紧要的事。做儿子的应当想到，安葬父母是一生第一等大事，往上是为父母遗体安宁作打算，往下是为子孙长久作保障，因此绝不可以怕登山涉水的辛苦。

曾葛溪曰：“求地必先择良师，师非其人，为害不浅。”诚哉言也！盖得地非难，得师为难。得其师，不患不得其地。苟师非其人，毁瓦画墁，虽有美地，而或扦失其穴；虽得美穴，而或葬乖其法，况欲其寻地乎？故择师又为求地之先务也。

曾葛溪说：“求地必须先选好地师，地师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为害不浅。”这话说得真对！得到好地并不难，得到好地师才难。只要得到好地师，就不愁得不到好地。假如地师不是那样的人，就像拆毁人家的瓦、在墙上乱涂一样：纵然有美好的地，他也可能点穴点偏；纵然得到美穴，他也可能安葬时违背法度，何况还指望他去寻地呢？所以选择地师又是求地之前第一件要务。

然地学之师亦难矣哉，非通儒不能穷理格物以致其知，非眞授受不识榘矱微妙以尽其奥。通儒术，得传授，苟蔑其德，吾恐指鹿为马，诳鸟为鸾，而为害尤甚。是故备斯三者，然后始为良师。虽然，师固不可不择，择而得其人，又须谒诚以感之，故曰取人以身。

然而做地理之师也真难：不是通达的儒者，就不能穷究物理、格物致知而得到真知；不是有真正的师承授受，就不认得其中规矩法度的微妙、不能穷尽它的深奥。可是即便通晓儒术、又得到真传，如果他没有德行，我恐怕他会指鹿为马、把野鸟说成凤凰，为害反而更大。所以必须学问、师承、德行三者都具备，才算得上良师。话虽如此，地师固然不可不选，选到了合适的人，还须以诚意去登门感动他，所以说“取人以身”——先端正自己，才能得到人才。

蔡文节公曰：“积德为求地之本也。凡人欲为子孙永远计者，当以公心处世，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归向，择地论穴又其次也。不然，吾德之不修，而徒责効于祖宗父母之遗骨，朝移夕改，愈更愈谬，其悖逆不孝之罪，适足以取诛谴于造物，顾何益哉！”

蔡元定（文节公）说：“积德是求地的根本。凡是想为子孙作长远打算的人，应当以公心处世，与人方便行事。只要一念合于天理，百神都会归向他，至于择地论穴还在其次。不然的话，自己的德行不去修养，却一味向祖宗父母的遗骨上去索取效验，早上迁、晚上改，越改越荒谬，那种悖逆不孝的罪过，恰好足以招来造物的诛责，又有什么好处！”

吴文正公曰：“尝见人家求得吉地，而后不蒙其福，反见凶祸者，何哉？若非立穴之误，便是立向之差。又有掘凿大过，伤龙伤穴，变吉成凶。又有已得吉地，又得明师，而乃固执己见，移穴易向。相地者惟务承顺，不复执术，遂至防误。又或术者憸心诡行，不肯尽术。又有既得吉地，葬之不差，而子孙轻信人言，辄迁改，他姓得之，因以获福。凡此未必尽皆术者之过，往往冥冥中有使然者，由不积德之故也。不积德而求地，譬之不耕而求获，宁有是理哉！”

吴澄（文正公）说：“常见有人家求得了吉地，后来却没有蒙受福报，反而遭遇凶祸，这是为什么？若不是点穴点错了，便是立向立偏了。也有开挖过度、伤了「龙」伤了「穴」，把吉变成凶的。还有已经得了吉地，又请到高明地师，主家却固执己见，硬要移穴改向；相地的人只求顺着主家心意，不再坚持自己的法术，于是酿成失误。又或者术士居心奸邪、行事诡诈，不肯把本事使完。还有已经得了吉地、葬得也不错，可是子孙轻信别人的话动辄迁改，让别姓人家得了这块地，因而发福。这些事未必全是术士的过错，往往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使它如此，根源就在于不积德。不积德而想求好地，好比不耕种而想收获，哪有这个道理！”

按：二公所论切当。盖欲阴地好，先要心地好。先大父存耕公尝劝人不可以势力营风水，因作诗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牛眠鹤举获奇遇，只存方寸地中求诗见《存耕稿》。乡达松轩叶先生以之为名言。

按：蔡、吴两位的议论都很切当。要想「阴地」好，先要「心地」好。我的祖父存耕公曾劝人不可仗着权势去营谋风水，为此作过一首诗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牛眠鹤举获奇遇，只存方寸地中求。”（诗见《存耕稿》。）同乡的贤达松轩叶先生把它推为名言。

又宋谦父诗曰：世人尽知穴在山，岂知穴在方寸间。好山好水世不欠，尚非其人寻不见。我见富贵人家坟，往往葬时皆贫贱。迨其富贵力可求，人事极时天理变。故得吉地，必有德可以膺福，然后神以吉地畀之。神之俾以吉地，即天之报善故也。欲求吉地，为祖父宅兆，俾先人之体魄安而后世之荣盛不替者，当先积德以端其本焉。

宋谦父也有诗说：“世人尽知穴在山，岂知穴在方寸间。好山好水世不欠，尚非其人寻不见。我见富贵人家坟，往往葬时皆贫贱。迨其富贵力可求，人事极时天理变。”所以能得吉地的人，一定是有德行足以承受福报，然后神明才把吉地给他。神明之所以给他吉地，正是上天报答善行的缘故。想求得吉地为祖父营造墓穴，使先人的体魄得安、后世的荣盛不衰，就应当先积德以端正这个根本。

或曰：求地必本于德，则亦修德而已，择地之术，又焉用哉？予曰：择地以藏亲为计。人子之于亲也，固当无所不用其极。苟虑夫亲魄之安危，则岂容不慎重而广择之哉！修德以竢天，择地以尽人，并行而不悖，仁人孝子之为心也。

有人说：既然求地根本在于德行，那么修德就够了，择地的方术还有什么用？我回答说：择地是为了妥善安藏父母。做儿子的对待父母，本来就应当处处做到极致。既然顾虑父母魂魄的安危，怎么容许不慎重、不广泛地去选择呢！修德是等待天意，择地是尽人事，两者并行而不冲突，这才是仁人孝子的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