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占经 · 第 2 卷
浑天遭周秦之乱，师传断绝，而丧其文，唯浑仪尚在，台是以不废，故其详可得言。至于纤微委屈，阙而不传，周天里数，无闻焉尔。而《洛书轨曜度》、《春秋考异邮》皆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至以日景验之，违错甚多，然其流行，布在众书，通儒达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损旧术，独据所见。故按其数，更课诸数，以究其意也。
浑天之学遭遇周末、秦代的动乱，师徒传授中断，典籍散失，只有浑仪还留存着，观候台因此没有废弃，所以它的大略还讲得出来。至于其中细微曲折的地方，就残缺失传了；周天究竟有多少里，更是无从听闻。而谶纬之书《洛书甄曜度》和《春秋考异邮》都说：周天一百零七万一千里。拿日影去验证，违误错乱之处很多，然而这个说法流传很广，散布在各种书里，通达的儒者学士都不曾加以考正。所以我不敢背弃、削减旧有的算法而只凭一己所见；因此就依着这个数字，重新核算各项数据，以推究它的本意。
古历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七万一千里数为一度阔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大强；斗下分为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三光之行，不必有当，术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诸家之历，各有异同，
古代的历法都说周天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都把一百零七万一千里这个总数按度分开，得出一度宽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强；那零余的四分之一度（历家叫作「斗下分」）折合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弱。日月五星的运行，未必正好与这些数目相当，历算家只能用推算去追寻求取，所以各家的历法彼此有同有异。
汉灵帝之末，四分历与天违错，时会稽东部都尉太山刘洪，善于推候，乃考术史官自古至今历法，原其进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验，视其往来，度其终始。课斗下分不能四分之一，减以为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历》，以追日、月、五星之行。比于诸家，最为精密，今史官所用，则其历也。
汉灵帝末年，四分历与天象不合。当时的会稽东部都尉、泰山人刘洪擅长推算候验，于是考核史官自古以来的各种历法，推原日月进退的行度，考察它们出没的验证，观察往复，度量始终；核算出「斗下分」不足四分之一度，便把它减定为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另造《乾象历》，用来追算日、月、五星的运行。与各家历法相比，这一部最为精密，如今史官所使用的就是这部历。
故所作浑象诸，分度节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之，击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为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地二强。《乾象》全度长古历全度九步一尺二寸少弱，斗下分减古历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数俱一百七万一千里，斗下分减，则全度纯数使其然也。
所以我制作浑象的时候，各项分度的节次以及黄昏、平旦时南中天的星，都改照《乾象历》的算法重定。取周天一百零七万一千里，按《乾象历》的度数去分，得一度合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合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强（底本作「四尺五寸地二强」，文字似有讹误）。《乾象》的一整度比古历的一整度长九步一尺二寸稍弱，《乾象》的斗下分比古历的斗下分少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两者的总数同样是一百零七万一千里，斗下分之所以减少，正是整度的实数加大所造成的。
又陆绩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立径亦然。’此盖天黄赤道之径数也。浑天盖天黄赤道周天度同，故绩取以言耳。此言周三径一也。
陆绩又说：「周天一百零七万一千里，东西南北的直径三十五万七千里，上下的直径也一样。」这其实是盖天家推算黄赤道所得的直径数。浑天与盖天两家所用黄赤道的周天度数相同，所以陆绩才取过来引用。这是按「圆周三、直径一」的老比率算出来的。
古历术日率圆周三，中径一，臣更考之径一不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以径率乘一百七万一千里，以周率约之，得径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东西南北及立径皆同，半之得十六万九千七百里二百一十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数也。
古代的历算之法说圆周长三、中径长一；我重新考订，直径为一时圆周还不止三。取圆周率一百四十二、直径率四十五，用直径率去乘一百零七万一千里，再用圆周率去除，得出直径三十二万九千四百零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又七十一分之十，东西、南北的直径以及上下的直径都相同。取它的一半，得十六万九千七百里二百一十步一尺六寸又一百四十二分之八十一，这就是地面到天的距离。
夫周径固前定物，为盖天者，尚不考验，而乃论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阴阳所不至，日精所不及，仪术所不测，皆为之说虚诞无证，是亦邹子瀛海之类也。
圆周与直径本是眼前就能测定的东西，主张盖天说的人连这个都不去考验，却大谈天地之外的事情——那些日月照不到、阴阳到不了、日光射不及、仪器算术测不出的地方，也一一替它们编出说法，虚诞而没有凭证，这也就同战国邹衍讲九州之外还有大瀛海的那类空谈差不多。
臣谨更以晷景考周天里数，按《周礼大司徒》之职云：‘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到之景，尽有五寸，谓之地中。’郑玄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立八尺表，其景适与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郑玄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
我谨再用日影来考求周天的里数。《周礼·大司徒》讲这一官职的职守说：「用土圭之法测量地的远近，校正日影，以求得大地的中央。偏南的地方日影短而多暑热，偏北的地方日影长而多寒冷，偏东的地方日影像傍晚一样而多风，偏西的地方日影像早晨一样而多阴。夏至日中所投的影，恰好一尺五寸的，就叫作地中。」郑玄注说：「土圭长一尺五寸，夏至这天立一根八尺高的表，它的影子正好与土圭等长，就叫作地中，如今颍川郡阳城县那块地方正是这样。」郑玄又说：「凡是日影投在地上，相距一千里就相差一寸。影长一尺五寸，说明此处离正当太阳下方的地点向南有一万五千里。」
诚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万五千里而当日下，则日当去其下地八万里矣。从日斜射阳城，则天径之半也，天体圆如弹丸，地处天之半，而阳城为中，则日春、秋、冬、夏、明、昼、夜，去阳城皆无盈缩矣，故知从日斜射阳城为天径之半也。
既然八尺高的表投下一尺五寸的影子，那就是竖直八十、横向十五的比例；向南一万五千里便到了正当太阳下方的地点，那么太阳距离它下面的地面应当是八万里。从太阳斜射到阳城的那条线，就是天球的半径。天体浑圆如弹丸，大地处在天的正中，而阳城又是大地的中心，那么太阳无论春、秋、冬、夏，无论天明、白昼、黑夜，距阳城都没有远近的增减，所以知道从太阳斜射到阳城的那条线正是天球的半径。
以勾股法言之，旁万五千里勾也。立八万里，则股也。从日斜射阳城，则弦也。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径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数也。倍之，得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径之数也。以周率乘之，径率约之，得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数也。
用勾股法来讲：横向的一万五千里是勾，竖直的八万里是股，从太阳斜射到阳城的那条线是弦。代入由勾股求弦的算法，得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这是天球的半径，也就是地面到天的距离。加一倍，得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这是天球的直径。再用圆周率去乘、用直径率去除，得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这就是周天的长度。
减《甄曜度》《考异邮》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万九千四十九，减旧度千里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万七百三十分。
这个数比《洛书甄曜度》《春秋考异邮》所说的少了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二里多。照此算来，周天一度合一千四百零六里一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又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之一万九千零四十九，比旧说的每一度减少了一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又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之十六万零七百三十（底本「千里五百二十五里」句似有衍误）。
夫末世之儒，多妄穿凿，补增《河洛》，窃作谶纬，其言浮虚难悉，据用六官之职，周公所制勾股之术，目前定数，晷景之度，事有明验，以求推之，近为详矣。
末世的儒生多半好作妄诞的穿凿，增补《河图》《洛书》，私造谶纬，那些话浮泛虚妄，难以尽信。如今依据《周礼》六官的职守，用周公所制的勾股算法，凭眼前可以确定的数目、日影所量的尺度，事事都有明白的验证，据此去推求，才算比较详实。
黄赤道相与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游仪准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体圆如弹丸。而陆绩造浑象，其形如鸟卵；然而黄道应长于赤道矣。绩云：‘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然则绩亦以天形正圆也。而浑象为鸟卵，则为自相违背。
黄道与赤道彼此交错，两者相距最远处是二十四度。用两个游仪去校准，两条道都是三百六十五度多，因此知道天体是浑圆如弹丸的。可是陆绩制作浑象，做成鸟卵的形状；照那样，黄道就该比赤道长了。陆绩自己又说「东西南北的直径三十五万七千里」，可见他其实也认为天形是正圆的；而所造的浑象却是鸟卵形，这就自相矛盾了。
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黄道外，半入黄道内；在内谓之阴道，在外谓之阳道，其行阴阳道极远者不过六度。黄道无常，诸家各异，各依其历。节气所行宿度，《尚书》、《月令》、《太初》、《三统》、《四分》、《乾象》各不同，昏明亦异，日行蹉跌，不遵常之所为也。
月亮二十七天多绕天一周，它的路程一半出于黄道之外，一半入于黄道之内；在内的叫「阴道」，在外的叫「阳道」，出入阴阳二道最远也不过六度。黄道的定法没有一定，各家彼此不同，都各自依据自家的历法。节气时太阳所在的宿度，《尚书》《礼记·月令》以及《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所记各不相同，黄昏与平旦的中星也有差异，这是因为太阳的运行本有参差错落，并不完全遵循一成不变的常规。
夫三光之行，虽有盈缩，天地之体，常然不变，故诸家之历，皆不著浑象，唯黄道当各随其历而错之。而今臣所施黄道，《乾象》法也，审校先代诸儒，于春秋二分多差，而冬夏二至恒在；二分限中，蕃按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诡状殊体，而合于理，可谓奇巧。
日月星三光的运行虽有盈有缩，天地的形体却恒常不变，所以各家的历法都不必另造浑象，只有黄道要各依自家的历法嵌置进去。如今我所安放的黄道，用的是《乾象历》之法。仔细校核前代诸儒的成说，他们在春分、秋分两处多有差误，而冬至、夏至两处始终不移，差误都落在二分的范围之内。我王蕃按浑象的制法考虑：地本该放在天球的正中，可那样一来形势不便观看，所以反过来从外面看它的形象——把地做成外面的方框；对已经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来说，这与地在天内并没有分别。形状奇诡、体制特别，却合于道理，可以说是巧妙。
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分。汉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而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前表间以三分为一度事，许令臣新作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长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减张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三，浑象法黄道、赤道各广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浑象，黄、赤道各广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浑仪中筒为璇玑，外规为玉衡。（吴太史令陈卓所作《浑天论》与王蕃大同。）
古时旧有的浑象，以二分长为一度，全周七尺三寸半分。汉代张衡另行改制，以四分长为一度，全周共一丈四尺六寸一分。我认为古制格局太小，布上星辰以后彼此挨得太密，看不清楚；而张衡所造的又失之过大，难以搬动转旋。先前上表提出改用三分长为一度的事，蒙准许我新造一具，全周一丈九寸五分又四分之三，比古法长三尺六寸五分又四分之一，比张衡的减少三尺六寸五分又四分之三。按浑象的定法，黄道、赤道各宽一度半，所以现在所造的浑象，黄道、赤道各宽四分半，两道相距七寸二分。浑仪当中的圆筒叫作「璇玑」，外面的规环叫作「玉衡」。（原书小注：吴国太史令陈卓所作的《浑天论》，与王蕃所说大体相同。）
姜岌《浑天论答难》曰：“浑天之说，天体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躔丽，道有常率。天体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运转之枢，南下而北高。二枢为毂，日道为轮，周廻运移，终则复始。北枢谓之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际七十二度，常见而不伏。南枢谓之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际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见。
十六国时期的天文历算家姜岌在《浑天论答难》中说：浑天之说认为，天体包裹在外，大地处在天的中间；日月五星七曜附丽其上运行，各有恒常的行度。天体是侧倚着的，所以太阳所行之道南边高而北边低；而天体旋转的枢轴却是南边低而北边高。南北两枢好比车毂，太阳所行之道好比车轮，周而复始地旋转移动。北边的枢轴叫作「北极」，高出地面三十六度，所以天北边七十二度的一片常年可见而不隐伏；南边的枢轴叫作「南极」，没入地下也是三十六度，所以天南边七十二度的一片常年隐伏而看不到。
或云：火，阳也，故外照。金、水，阴也，故内景。日为阳精，故为外照；月为阴之宗，应内景。而月复能外照，何也？对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外景如日照也；是故莹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景。
有人问：火属阳，所以向外照射；金和水属阴，所以只在内里含着影像。太阳是阳的精华，所以向外照射；月亮是阴的宗主，理应只是内含影像，可月亮也能向外照射，这是什么缘故？答：月亮的光是太阳照射所生出来的，因此它向外投出的光就如同太阳照射一般。正像光亮的金属、澄清的水面受到日照，也能把光反照到别的物体上而映出影像。
又曰：月无亏盈，亏盈由人也；日月之体，形如圆丸，各径千里，月体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处其东，不见其光，故名曰魄。魄一日之后，微东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方，半之故见其弦也。望则人处日月之间，故见其圆也。
姜岌又说：月亮本身并没有圆缺，圆缺是由观看者所处的位置造成的。日月的形体都像圆球，各自直径一千里；月亮朝着太阳的那一面，始终是有光的。月初新生的时候，太阳照着它的西面，人却站在它的东面，看不见那一面的光，所以叫作「魄」。到「魄」过了一天，月亮稍稍东移而偏南，明的部分就出现了。到初八，月亮正在南方，明的部分恰好一半，所以看到的是弦月。到望日，人正处在日月之间，所以看到的是满圆。
假使月初生时，移人在日月之间，东向以视，则月光圆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时，则西北近日有光。及出于寅，未阅三日，以视月，则东北近日处光满也。研之于心，验之于目，月体向日，有光而形圆矣。
假使在月初新生的时候，把人挪到日月之间，向东望去，那么看到的月光同样是圆满的，就跟望日一样。夏至这天太阳落在戌位，月初新生的时候，月亮西北方靠近太阳的一侧是有光的；等到太阳从寅位升起，还不满三天，再去看月亮，就见它东北方靠近太阳的那一侧光已满了。用心思去研究，用眼睛去验证，可知月亮朝着太阳的那一面总是有光，而且形状浑圆。
难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则月望之日，夜半之时，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其间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暗虚安得常日冲？对曰：日之曜天，不以幽而不至；不以明而不及。赫烈照于四极之中，明光曜焕乎宇宙之内，循天而曜星月，犹火之循突而升，及其光曜，无不周矣。惟冲不照，名曰暗虚，盖日及天体，犹满面贲鼓矣。
责难的人又说：星月要靠太阳照射才生出光明。可是到了望日的夜半，太阳在地下，月亮在地上，中间隔着大地，日光凭什么能照到月亮？「暗虚」又怎么会总是正对着太阳？答：太阳照耀天空，不因为地方幽暗就到不了，也不因为地方明亮就够不着。它炽烈地照满四极之内，光辉明亮地映彻宇宙之中，沿着天体去照亮星月，就像火沿着烟囱往上升一样，它的光所到之处无不周遍。只有正对着太阳的那一点照不到，名叫「暗虚」；这是因为日光遍及整个天体，就好比鼓面被绷得满满的一样。
日之光炎，在地之上，碍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亏，而照则近；在地之下，聚而直照，故满盈，而照而远。以斯言之，则日光应曜星月，有何碍哉？《易传》：‘日夜食则星亡。’无日以曜之故也。
太阳的光焰，处在地面之上时受大地阻碍，不能直射而向四外散开，所以显得稀薄亏缺，照及的距离也近；处在地面之下时则聚拢而直射，所以显得满盈，照得也远。照这样说来，日光本来就应当照亮星月，有什么妨碍呢？《易传》说：「白昼如夜的日食发生时，星就隐没了。」那正是因为没有太阳来照耀它们的缘故。
难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亏而照近。检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余万里，日在地上，散而直照，不应及月，而使月全明者，何也？对曰：薄亏而照则近，是言碍地光难周耳。水流湿，火就燥，类相从也。月星者，类也。日光散照，虽不及月，譬之燃烛，一烛在上，一烛在下，灭下烛使烟相当，则上灭之谈，循烟而下，燃下烛矣。此类相从也。
又有人责难说：既然讲日光在地面之上不能直射而向外散开，所以稀薄亏缺、照得近；那么查望日前一天，太阳还没落下而月亮已经升起，两者相距三十多万里，这时太阳在地面之上，光是散开的而非直射，本不该照到月亮，可月亮却是全明的，这是为什么？答：所谓稀薄亏缺、照得近，不过是说受大地阻碍、光难以周遍罢了。水往湿处流，火往干处烧，同类的东西自然相从；月和星，正是与日光同类的东西。日光散照虽然够不到月亮，可以拿点蜡烛来打个比方：一支蜡烛在上，一支蜡烛在下，把下面那支吹灭，让烟正对着上面那支，那么上面蜡烛的火焰（底本此处「上灭之谈」四字有讹）就会顺着烟往下走，把下面那支重新点燃。这就是同类相从的道理。
难者又曰：日夜食则众星亡。按月体不大于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体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体小于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对曰：上元之初，日月如叠璧，五星如连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内，故掩日月光，星月存而曜亡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日光不得照星也。”
责难的人又说：白昼如夜的日食发生时众星就隐没了。可是按月的形体并不比地大，如今太阳在地下、月亮在地上，连体积更大的地都不能遮住太阳使它照不到月亮，月体小于地，又怎么能遮住太阳使它照不到星呢？答：历元开始的时候，日月像玉璧相叠，五星像珠子相连，所以叫作「重光」。所谓重光，是太阳在最上，月亮次之，星在最下。地处在星宿的里面，所以它遮蔽日月之光时，星月虽在而光芒不见；月亮处在星宿的外面，所以它遮住太阳时，日光就照不到星了。
梁武帝《尝仪》云：“月体不全光，星亦自有光，非受明于日。若是日曜月所以成光，去日远则光全，去日近则光缺。五星行度亦去日有远近，五星安得不盈亏？当知不然。太阳之精，自有光景，但异于太阳，不得浑赫。星月及日，体质皆圆，非如圆镜，当如丸矣。”
梁武帝在《尝仪》中说：月亮的形体并不是通体发光，星也自有其光，并非从太阳那里领受光明。如果说月亮是靠太阳照射才成其光明，那么离太阳远时月光就该圆满，离太阳近时月光就该亏缺；五星运行的度数同样有离太阳远近的不同，五星怎么会不跟着盈亏呢？可见事情并不是那样。太阳的精华自有它的光影，只是星月的光与太阳不同，不能像太阳那样赫赫盛大。星、月和太阳的体质都是圆的，并不像圆镜那样是个扁平的圆面，而应当像弹丸一般。
祖暅曰：“姜岌此言非也，星犹月，禀日之光，然后乃见。若星在日里，则应盈魄，今既不然，故知星在日表而常明也。按星体自有光曜，非由禀日始明，今星宿有时食，月在魄中，分明质见，则是星行亦在月里，不专在表。又姜岌承二烛为喻，理亦迂廻，非实验也。”
祖暅说：姜岌这番话不对。星和月一样，都是承受了日光然后才被看见的。如果星处在太阳的内侧，就应当像月魄那样有明有暗、时圆时缺；如今既然不是这样，可知星是在太阳的外侧，因而常明。不过也要看到，星体自身本有光芒，并非承受日光才开始发亮：如今星宿有时被掩食，月亮正处在暗魄那一半时，星的形质仍分明可见，可见星的运行也有处在月亮内侧的，并不专在外侧。再说姜岌沿用两支蜡烛的比喻，道理也很迂曲绕远，不是实测得来的。
晋侍中刘智《论天》曰：“凡含天地之气而生者，人其最贵而有灵智者也。是以动作营为，皆应天地之象。古先圣王，观灵曜，造算数，准辰极，制浑仪，原性理，考征详。赞其幽义，而作历术焉。
晋代侍中刘智在《论天》中说：凡是含受天地之气而生的，要数人最尊贵而具有灵性智慧。因此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经营作为，都要与天地的物象相应。古时的先圣先王，观察日月星辰的光耀，创造算术，以北辰为准据，制作浑仪，推原万物的性理，考核征验的详情，阐发其中幽深的义理，于是有了历法之学。
浑仪象天之圆体，以含地方，轮转周匝，中有二端，其可见者，极星是也，谓之北极。在南者，在地下不见，故古人不名。阴阳对合为群生，父母精象在于五星，其于共成天地之功也，则日月为政，五星为纬，天以七纪，七曜是也。
浑仪取象于天的浑圆之体，把方正的大地包含在里面，转动一周而周遍无遗。当中有两个端点：看得见的那个就是极星，叫作北极；在南边的那一个处在地下看不见，所以古人没有给它命名。阴阳相对配合而化生万类，父母之精的物象体现在五星上。就它们共同成就天地之功来说，日月是「政」，五星是「纬」，天以七者为纲纪，也就是七曜。
北极不过为众星之君，命政指授，以斗建时。斗有七星，与曜同精，而布节气于下者也。晦朔分于东西，消息辨于南北，取以定四方，天地配合，方气有常，天以七纪，方修其政。故方有七宿，二十八星是也。
北极不过是众星的君主，发号施令、指授政事，靠北斗斗柄所指来确定时令。北斗有七颗星，与七曜同样是精气凝成，向下面布散节气。晦朔的交替分见于东西两方，阴阳消长的变化辨察于南北两方，据此来确定四方；天地相配，各方之气各有常规，天以七为纲纪，四方也各修其政，所以每一方有七宿，合起来就是二十八宿。
天有常度，日月成象。众星有宫分，方物有体类，在朝十八星是也。天有常度，日月成象。众星有宫分，方物有体类，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理自然也。众星定位，七曜错行，盈缩有期节，故历数立焉。
天有恒常的度数，日月凝成显著的物象；众星各有所属的宫分，各方之物各有形体种类，在朝廷上就对应十八星。（此数句底本重出，今照录。）天有恒常的度数，日月凝成显著的物象；众星各有所属的宫分，各方之物各有形体种类：在朝廷对应百官，在原野对应万物，在人事对应各种事情，这是自然的道理。众星各有定位，七曜交错运行，行度的盈缩都有一定的期限节次，所以历数之学就此建立起来。
日，太阳也；施温万物生，施光则阴以明，众所禀为倡先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阴也。禀照于阳，亏盈随时，有所禀受，臣卑之道也。五星象五常，托四时，成五事。
太阳，就是太阳之精；它施布温暖，万物便生长；它施布光明，阴暗之物也随之显明，是万物所禀受、居于倡导领先地位的，所以是君主尊贵的象征。月亮，就是太阴之精；它从阳那里接受照耀，随时有亏有盈，凡事都有所禀受，这正是臣下卑顺之道。五星象征仁义礼智信五常，寄托在四时之中，成就貌、言、视、听、思五事。
旧说日譬犹火也，月譬犹水也，火则施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背日，当日则光盈，近日则明灭。然则月为臣象可知矣。又曰：当其冲月食者，阴性毁损，不受光也。群臣不等强，日月不等明。阴在于上，不自抑损，阳必侵之。望在交度，其应必食。故《诗》云：‘披月而食，则维期常。’道势然也。侵甚，则既虚之象也。
旧说把太阳比作火，把月亮比作水；火向外施放光明，水则含蓄影像。所以月光生在背着太阳的那一面，正对太阳时月光圆满，靠近太阳时明光熄灭。这样看来，月亮象征臣下，是可以明白的了。旧说又讲：正当日月相冲而发生月食的，那是阴的本性受到毁损，不能接受光明。群臣的强弱并不齐一，日月的明暗也不相等；阴居于上位而不知自我抑损，阳必定要来侵犯它。望日恰好落在黄白二道交点的度数上，相应地必定发生月食。所以《诗经》说：「月亮发生亏食，那还算是寻常之事。」这是道理与形势使然。侵犯得厉害，就成了月全食那种亏尽的象。
日，尊君象也。月，卑臣象也。晦朔之会，交则同道。同道则形相蔽。天道君为尊，臣由臣道，虽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由臣道，月掩日体，卑凌尊也。是故太平之时，交而不食，尊卑道顺。”
太阳是尊贵君主的象征，月亮是卑下臣子的象征。晦朔之交日月相会，若正当交点便同行一道；同在一道，形体就会互相遮蔽。按天道君为至尊：臣子若守臣道，纵然度数正相值，月也不会掩住太阳，那是卑者甘居尊者之下；若不守臣道，月亮就会掩住日体，那是卑者凌犯尊者。所以天下太平的时候，日月虽相交而不发生日食，尊卑之道各得其顺。
或问云：“颛顼氏造浑仪，黄帝为盖天，其遗说云盖天象笠，极在其中，日月远近，以为晦明。浑仪以天裹地，地载于气，天以廻转，而日月出入，以为晦明。二说谁其得之？”
有人问道：颛顼氏创制浑仪，黄帝作盖天。盖天遗留下来的说法讲，天像一顶斗笠，极在笠的正中，日月与人有远有近，因而形成昏晓明暗；浑仪之说则讲天包裹着地，地承载在气上，天旋转不停，日月出没其间，因而形成昏晓明暗。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对了？
刘智曰：“盖天之论谬矣，以春秋二分，日出卯入酉，若天象车盖，极在其中，日、月、星辰，廻还藏明，二分之时，当昼短夜长。今以漏刻数之，则昼夜分等。以日入较之，则出卯入酉，此盖天之说不通之验也。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传说义者，失其用耳。
刘智答道：盖天的说法是错的。因为春分、秋分这两天，太阳从卯位正东升起、在酉位正西落下；如果天像车盖，极在正中，日、月、星辰只是绕着盖顶回旋、转到远处便隐去光明，那么二分之日应当白昼短而黑夜长。如今按漏刻计数，昼夜恰好相等；再拿日出日落的方位来比较，又确是出于卯、入于酉：这就是盖天之说讲不通的验证。不过盖天之器与浑仪这两样东西，都是古人所制，只是后来传述其义的人失掉了它本来的用途罢了。
昔者，圣王治历明时，作圆盖，以图列宿，极在其中。廻之以观天象，未可正昏、明，分昼，夜；故作浑仪也。象天体，亦以极为中，而朱规为赤游周环，去极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极远近不同，故复画为黄道；夏至去极近，冬至去极远，二分之际，交于赤道；二道有表里，以定宿度之进退，为术乃密。
从前圣王制定历法、明确时令，先做一个圆盖，把二十八宿画在上面，极在正中，转动它来观察天象；可是这样还不能校正昏旦、划分昼夜，所以又造了浑仪。浑仪取象于天体，也以极为中心，用朱色画出赤道游环环绕一周，距极九十一度多。考察太阳所行的路，冬夏距极远近不同，所以又画出黄道：夏至距极近，冬至距极远，二分之际黄道与赤道相交；黄赤二道有内外之别，用来确定宿度的进退，推算之术这才周密。
至汉顺帝时，南阳张衡，考定进退。灵帝时，太山刘洪，步月迟疾。自此之后，天验愈详。自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贾逵、张衡、蔡邕、刘洪、郑玄，此九君者，不但精于算步，皆博索沈综，才思弘远，而不合论浑盖之用。明定日行四时之道，虽或精考，雅有所得，亦或出心裁，失其本旨。人之不同，处意各异；道之难尽，效于斯矣。”
到汉顺帝时，南阳人张衡考定了黄道进退的度数；灵帝时，泰山人刘洪推步了月行的迟疾。从此以后，天象的验证越发详密。自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贾逵、张衡、蔡邕、刘洪到郑玄，这九位先生，不但精于推算步验，而且都博采深思、才思宏远，只是他们对浑天、盖天两种器具的用途议论并不一致。至于判定太阳在四时中运行的道路，虽然有的考核精审、确有心得，也有的出于自己的臆断而失掉本旨。人各不同，用心各异；道理之难以穷尽，在这里就看得出来了。
或问曰：“古历论月食，或云阴损，则不受明。或云暗虚，暗虚所在。值月则月食，值星则星亡。今子不从，何也？”刘智曰：“言暗虚者，以为当日之冲，地体之荫，日光不至，谓之暗虚。凡光之所照，光体小于所蔽，则荫大于本质。今日以千里之径，而地体蔽之，则暗虚之荫，将过半矣。星亡月毁，岂但交会之间而已哉。由此言之，阴不受明，近得之矣。”
又有人问道：古代历家讲月食，有的说是阴气受损，因而不接受光明；有的说是「暗虚」所在——暗虚碰上月亮就发生月食，碰上星就使星隐没。如今您不采后一种说法，是为什么？刘智答道：讲暗虚的人认为，正当太阳的对冲处是大地投下的阴影，日光到不了，就叫作暗虚。凡是光的照射，发光体比被遮蔽的物体小，那么影子就比本体还大。如今太阳直径千里，而地体把它挡住，那么暗虚的阴影将会大过半个天空，星隐没、月亏损就不该只发生在交会的时候了。由此说来，还是「阴不受光」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又问曰：“若如所论，必有大荫，月在日冲，何由有明？”刘智曰：“夫阴含阳面明，不待阳光明照之也。阴阳相应，清者受光，寒者受温，无门而通，虽远相应。是故触石而云出者，水气之通也。相向而相及，无远不至，无隔能塞者，至清之质，承阳之光，以天之圆，面向相背，侧正不同，光魄之理也。阴阳相承，彼隆此衰，是故日月有争明，日微则昼见，若但以形光相照，无相引受之气，则当阳隆乃阴明隆；阳衰则阴明衰。二者之异，无由生矣。”
又问道：照您所论，必定有很大的阴影，月亮处在与太阳相冲的位置，凭什么还能有光？刘智答道：阴含着朝向阳的一面而生明，并不一定要阳光直接照到它。阴阳彼此感应：清明的接受光，寒冷的接受温，没有通道也能相通，相隔虽远也能相应。所以山石一触而云气涌出，那是水气相通的缘故。彼此相向便能相及，再远也到得了，再隔也塞不住。月是至清之质，承受着阳的光辉；由于天体是圆的，月面的朝向或背向、侧着或正着各不相同，这就是明与魄形成的道理。阴阳互相承接，此盛彼衰，所以日月之间有争明的现象：太阳光弱的时候白昼也能看见星月。假如只是形体与光的互相照射，而没有互相牵引承受之气，那就该阳盛时阴的明也盛、阳衰时阴的明也衰；如今这两者的差异，就无从产生了。
后魏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按其仪以永兴四年岁次困敦创造，传至后魏末，入齐往周，随至于大唐。历年久远，仪盖日以倾坠。太史者，历正也。
后魏太史令晁崇，修造浑仪用来观测星象。查这具仪器是在永兴四年、岁次困敦（子年）那一年创制的，一直流传到后魏末年，后来入于北齐、又转归北周，随而传到大唐。年代久远，仪器的顶盖一天天倾斜坠损。所谓「太史」，就是掌管历法的正官。
自景云三年奉敕重令修造，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将作少监杨务廉；与银青光禅大夫、行太史令瞿昙悉达；正议大夫、行太史令李仙宗；试太史令殷知易；荆州都督兼秘书监、兼右卫率薛玉；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吴师道；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阎朝隐等，首末共营，各尽其思。至先天二年，岁次赤备若，成其铭曰：“周天三万七千里，分寸无败；成岁三百六十日，盈缩有期。敬之敬之，以授人时。”今史司见用测候。
自景云三年奉诏重新修造，派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将作少监杨务廉，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史令瞿昙悉达，正议大夫、行太史令李仙宗，试太史令殷知易，荆州都督兼秘书监、兼右卫率薛玉，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吴师道，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阎朝隐等人，从头到尾共同经营，各尽其智思。到先天二年、岁次赤奋若（丑年），造成了这具仪器，所刻铭文说：「周天三万七千里，分寸毫厘不差；成一岁三百六十日，盈缩自有定期。恭敬啊恭敬，用它来向百姓颁授时令。」如今史官衙署正用它来观测候验。
守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论浑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处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曰旸谷，日之所出。西日蒙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有鱼，化而为鸟，将徒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
守太子率更令何承天在《论浑象体》中说：仔细寻绎前人的说法，又对着浑仪观察，研求其中的道理，因而领悟到天的形体是正圆的，而水占了它的一半；大地中间高、四周低，水环绕在它的下面。讲到四方，东边叫「旸谷」，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西边叫「蒙汜」，是太阳落下的地方。《庄子》又说：「北海有一条鱼，变化成鸟，将要迁徙到南海去。」这也是古代留下的记载，可以证明四方都是水。
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趋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曜炎炽，一夜入水，所以焦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旱不为减，浸不为增。”
四方都是水，就叫作「四海」。按五行相生的道理，水生于金；所以百川发源，都从山中流出，由高处趋向低处，最后归注到海里。太阳是阳的精华，光焰炽烈，一到夜里就没入水中，因而把海水烤得焦干耗损；而百川不断归注，足以补足所失，所以大旱之年海水不见减少，久涝之年海水也不见增多。
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转一日一夜过周一度。南北二极，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强，即天径也。黄道斜带赤道，春分交于奎七度，秋分交于轸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强，夏至井十六度半弱。从北极抉天而南五十五度强，则居天四维之中最高处也，即天顶也。其下即地中也。”自外与王蕃大同。
何承天又说：周天是三百六十五又三百零四分之七十五度。天常向西旋转，一昼一夜要多转一度。南北二极相距一百一十六又三百零四分之六十五度稍多，这就是天的直径。黄道斜束着赤道，春分交于奎宿七度，秋分交于轸宿十五度，冬至在斗宿十四度半多，夏至在井宿十六度半弱。从北极穿过天穹向南量五十五度多，那里就是天球四维之中最高的地方，也就是天顶；它的正下方，就是大地的中心。此外的说法与王蕃大体相同。
徐爰《宋书》云：“元嘉十三年有诏太史令钱乐之，依旧说铸浑天铜仪。径六尺八分，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地在天内，立黄、赤二道、南、北二极，规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五分为一度，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转仪，昏明中星，与天相符。
徐爰《宋书》说：元嘉十三年，朝廷下诏命太史令钱乐之依照旧说铸造浑天铜仪。直径六尺八分，周长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地放在天的里面，立起黄道、赤道两道和南极、北极两极，依规圈罗列二十八宿、北斗和极星。以五分长为一度，把日、月、五星安置在黄道上。又设置漏刻，用水力带动仪器旋转，黄昏与平旦时南中天的星，都与实际天象相符。
到十七年，又被敕作小浑天。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二分为一度，二十八宿、中外宫星备具，以白色珠及青黄三色珠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黄道。”
到元嘉十七年，钱乐之又奉敕制作小浑天。直径二尺二寸，周长六尺六寸。以二分长为一度，二十八宿以及中官、外官的星都齐备，用白色珠子和青、黄等三种颜色的珠子，分别代表石申、甘德、巫咸三家所定的星。日、月、五星全都安放在黄道上。
梁奉朝请祖暅《浑天论》曰：“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纷纭，互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状。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辄遗众说附浑仪云《考灵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验之，失之于过多。既不显求之术，而虚设其数，盖夸诞之辞，非圣人之旨也。学者多因其说，而未之革，岂不知寻其理欤？抑未能求其数故也。
梁朝奉朝请祖暅在《浑天论》中说：自古以来议论天体的人很多，各家纷纭不一，互相攻讦诋毁。我私下遍览各家的异同，用经典来稽考，抬头观察北辰天极，旁视四方，看日月的升起降落，察五星的出没形状，用仪象去校验，用晷影漏刻去复核，那么浑天的道理确实可信而有征验。于是撇开众说，专就浑仪来讲。谶纬书《尚书考灵曜》以及前代儒者推得天地相距十七万八千五百里，拿日影去检验，失于过多；他们既不肯明示求得此数的算法，又凭空设出这个数字，那不过是夸大虚诞之辞，并非圣人的本意。后来的学者多沿袭这个说法而不加改正，难道是不懂得寻求其中的道理吗？恐怕是求不出那个数来的缘故。
王蕃所考校之前说，不啻减半。虽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诚未能遥趣其实，盖近密乎。辄因王蕃天高数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数法；令表高八尺与冬至景长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为实，实如法；得四万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长为实，实如法；得六万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
王蕃所考订的数目比前人旧说不止减去一半。虽然不是揆度推格所能完全知晓，但按道理去求，虽说还不能远远逼近实情，大概总算比较接近精密了。我于是依着王蕃所定天高的数目，来求冬至、春分时太阳的高度以及正当太阳下方之地距地中的里数，算法是：把表高八尺与冬至影长一丈三尺各自平方，相加后开平方，作为除数；用天高乘表高作为被除数，被除数照除数去除，得四万二千六百五十八里多，这就是冬至太阳的高度。再用天高乘冬至影长作被除数，照除数去除，得六万九千三百二十里多，这就是冬至时正当太阳下方之地距地中的里数。
求春秋分数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长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因冬至日高实而以法除之，得六万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长实，实如法而一，得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南戴日下，所谓丹穴也。
求春分、秋分数目的算法：把表高与春秋分影长五尺三寸九分各自平方，相加后开平方作为除数；沿用求冬至日高时的被除数，用这个除数去除，得六万七千五百零二里多，这就是春秋分太阳的高度。再用天高乘春秋分影长作被除数，照除数除得一，得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九里多，这就是春秋分时正当太阳下方之地距地中的里数。所谓正当太阳下方的地方，就是古书里说的「丹穴」。
推北极里数法；夜于地中表南传地遥望北辰细星之末，令与端参合，以人目去表数及表高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数为实，实如法而一，即北极细星高地数也。天高乘人目去表为实，实如法；即去北辰极下之数也。北戴斗极为空桐，日去赤道表里二十四度，远寒近暑而中和。
推算北极里数的算法：夜里在地中所立表的南边，沿着地面远望北辰细星的末端，使视线与表端相参合；把人眼到表的距离和表高各自平方，相加后开平方作为除数；用天高乘表高作被除数，照除数除得一，就是北极细星距地的高度。再用天高乘人眼到表的距离作被除数，照除数去除，就是到北辰极正下方那一点的距离。正顶着北斗、北极的那片地方叫作「空桐」。太阳出入赤道内外各二十四度，离得远就寒冷，离得近就暑热，居中则寒暑调和。
二分之日，去天顶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晨、昏、昼、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气上腾，天气下降故远日下而寒，近日下而寒，非有远近也。犹火居上，虽远而炎；在旁，虽近而微。视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瞩为难，平视为易也。由视有夷险，非远近之效也。今悬殊于百仞之上，或置之于百仞之前，从而观之，则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验取给，用繁翰墨，夷途顿辔，雄辞折辩，不亦迂哉。
二分之日太阳距天顶三十六度。太阳距地中，无论冬、夏、春、秋，无论清晨、黄昏、白昼、黑夜，度数都是一样的。可仍然有寒有暑，那是地气上腾、天气下降的缘故：离太阳正下方远的地方就冷，离太阳正下方近的地方就热（底本下一「寒」字当作「暑」），并不是太阳本身有远有近。好比火在头顶上，虽远也觉得炎热；火在旁边，虽近反觉得微弱。看太阳，在旁边靠近地平时显得大，升到头顶时显得小，那是因为仰头看费力、平视省力，是视看难易造成的，并不是远近的效验。如今把一件东西高悬在百仞之上，或者摆在百仞之前，走过去看，大小就显得不同了。前代儒者不从这里取验、就近求解，却大费笔墨，在平坦的路上勒住马头，用雄辩之辞去争辩，不也太迂阔了吗？
今大寒在冬至后二气者，寒积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后二气者，暑积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后二气者，寒暑积而未平也。譬之火始下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愈炽，既已迁之，犹有余热也。月行有中道，有阴道，有阳道。
如今大寒落在冬至以后两个节气，那是寒气积累而尚未消散；大暑落在夏至以后两个节气，那是暑气积累而尚未歇止；寒暑均平调和落在春分、秋分以后两个节气，那是寒暑积累而尚未平复。这好比火刚生在屋里，还不很暖和，若不断添柴，时间越久越炽热；等到把火移走，屋里仍留有余热。月亮运行有中道，有阴道，有阳道。
如姜岌说《周髀》云：‘日径千二百五十里。’盖天乖谬，已详前识，无足采焉。以浑象言之，失于过大矣。张衡日、月其径，当周天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论，天周分数圆周率也。广分数圆径率也。以八约之，得周率九十二，径率二十九；其率伤于周多径少，衡之疏也。
至于姜岌所引《周髀》说「太阳直径一千二百五十里」，盖天之说的乖谬前面已经辨析明白，不值得采信；就浑象来讲，这个数失之过大。张衡说日月的直径应当是周天的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大地阔度的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论，周天的分数就是圆周率，阔度的分数就是圆径率；用八去约简，得周率九十二、径率二十九。这个比率的毛病在于周太多而径太少，是张衡的疏失。
衡以日月之径居一度之半，又言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既非考定日月径又不明其理，饰辞华说，不足穷= 者也。望日月法，立于地中，以人目属径寸之管而望日月，令日月大满管孔；及定管长，以管径乘天高，管长除之，即日月径也。
张衡认为日月的直径占一度的一半，又说八极四维的直径是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他既没有考定日月的真实直径，又讲不清其中的道理，只用华丽的辞藻加以文饰，不足以穷究事理（此句底本夹有讹字）。测望日月的方法是：站在地中，把眼睛贴住一根内径一寸的管子去望日月，使日月正好充满管孔；然后量定管长，用管径乘天高，再用管长去除，所得就是日月的直径。
月，阴精也。其形圆，其质禀日之光而见。其体日光不照则谓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间，尽观其质，故形圆也。二弦之日，日照其侧，人观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逆之日，月照其表，人在其里，故形不见。旧说日月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日，月照其表，人在其里，故形不见。旧说日月行九道，斯盖未究月行之变，而假为其说。
月亮是阴的精华，形状浑圆，它的质体要承受日光才被看见；形体上日光照不到的部分就叫作「魄」。所以望日那天日月相对，人处在两者中间，把它受光的一面完全看到，所以形状是圆的。上下弦那两天，太阳照着它的侧面，人从旁边看，所以呈现半魄半明。晦朔之日，月亮受光的一面朝外背人，人在它的暗面一侧，所以看不见它的形体。（底本自「旧说日月半魄半明也」以下数句重出，今照录不删。）旧说讲日月运行有九道，那是不曾推究月行变化的实情而假立的说法。
谨按：著作郎张东对三道九行曰：‘按《汉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谓日、月行黄道，为得其正，或行黄道外，或行黄道内，内、外及正行，因名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经房星南门即为旱，经房星北门即为水。日有三道者，但内外差及正行之道也。
谨按：著作郎张东回答关于「三道九行」的提问说：据《汉书·天文志》，太阳有三道、月亮有九行，是说日月行在黄道上就算走得端正，有时行在黄道之外，有时行在黄道之内；内、外再加上正行，因此叫作三道。所以说房宿有四表三道：日月经过房宿南边的门就主旱，经过房宿北边的门就主水。所谓太阳有三道，只是内外的偏差再加上正行之道罢了。
月有九行，谓青道二，出于黄道东；赤道二，出于黄道南；白道二，出在黄道西；黑道二，出于黄道东；赤道二，出于黄道南；白道二，出在黄道西；黑道二，出在黄道北。故郑玄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为之佐；立夏、夏至，日行赤道，月为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为之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为之佐。
月有九行，是说青道两条，出于黄道之东；赤道两条，出于黄道之南；白道两条，出于黄道之西；黑道两条，出于黄道之北（底本自「黑道二，出于黄道东」以下数句重出并有讹字，今照录）。所以郑玄注《礼记·月令》说：立春、春分时太阳行青道，月亮为它辅佐；立夏、夏至时太阳行赤道，月亮为它辅佐；立秋、秋分时太阳行白道，月亮为它辅佐；立冬、冬至时太阳行黑道，月亮为它辅佐。
故月之九行，非为黄道外别有九道，交横绵络，贯于躔舍，但为日月，既为动物，不能不小有盈缩，或行黄道内外。又按：日、月以立春合宿在营室，即北方之星，色当言黑。春分合宿在奎，奎为西方之宿，色当言白。而郑云：立春、春风，日行青道者，考以岁起于春，春在东方，东方色青，故起青号。
所以月的九行，并不是黄道之外另有九条道路交横绵络、贯穿于日月所经的宿次；只是因为日月都是运动之物，不能没有些微的盈缩，有时行在黄道之内，有时行在黄道之外罢了。又按：日月在立春时会合于营室宿，营室是北方之星，颜色本该说黑；春分时会合于奎宿，奎是西方之宿，颜色本该说白。而郑玄却说立春、春分时太阳行青道，那是考虑到一年起于春天，春在东方，东方之色为青，所以就用青字来标名。
南、西及北，三方准此方，故日、月共有三道，实无九行。但以因八节之差，顺四时之色，曲为九名，故月行言九；直举其实，故日道称三；三道九行，其义一也。则夫日之三道，躔于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经于八节也。
南方、西方和北方这三方也照这个办法比拟，所以日月其实只有三道，并没有真正的九行。只是因为随八节的推移而有差别，顺着四时的颜色，曲折地立出九个名目，所以说月行有九；直截地讲它的实情，所以说日道称三。三道与九行，其义理本是一回事。这样看来，太阳的三道是行在二十八宿之间，月亮的九行则是分配在八个节气上。
染武帝支：‘自故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戴盆而望，安能见天，譬犹宅蜗牛之角，而欲论天之广狭；怀蚌螺之南宁，而欲测海之多少；此可谓不知量矣。
梁武帝说（底本「染武帝支」四字为「梁武帝云」之讹）：自古以来，谈天的人很多，都是不认识天象而各凭己意编造；每家守着自己的说法，人人另立异见，这不只是毫厘之差，实在是千里之谬。头上顶着盆子去望天，怎么看得见天？就好比住在蜗牛角上却想议论天的广狭，怀着蚌壳瓢勺那么点容量却想测量海水的多少，这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