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辨惑

《易学辨惑》一卷（永乐大典本）。宋邵伯温撰。伯温字子文，邵子之子也。南渡后官至利路转运副使。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案沈括《梦溪笔谈》，载“江南郑夬字扬庭，曾为一书谈《易》。后见兵部员外郎秦玠，论夬所谈，玠骇然曰：‘何处得此法？’玠尝遇一异人，授此历数，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西都邵雍亦知大略”云云，盖当时以邵子能前知，故引之以重其术。

《易学辨惑》共一卷，今传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作者是宋人邵伯温。伯温字子文，是邵雍（世称邵康节）的儿子，宋室南渡以后官做到利路转运副使，生平事迹载于《宋史·儒林传》。按：沈括《梦溪笔谈》记有这样一段话——江南人郑夬，字扬庭，曾写过一部谈《易》的书；后来他见到兵部员外郎秦玠，把书中说法讲给秦玠听，秦玠大为吃惊，说：“你从哪里得到这套法门的？”秦玠自称曾遇到一位异人，把这套「历数」传授给他，用来推算历代兴衰、气运更替，没有不应验的；西都洛阳的邵雍也大略懂得一些。诸如此类。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人都传说邵雍能预知未来，所以把他抬出来，好替这套术数增添分量。

伯温谓邵子《易》受之李之才，之才受之穆修，修受之陈抟，平时未尝妄以语人。惟大名王天悦、荥阳张子望尝从学，又皆蚤死。秦玠、郑夬尝欲从学，皆不之许。天悦感疾且卒，夬赂其仆于卧内窃得之，遂以为学，着《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时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因撰此书以辨之。《宋史》邵子本传颇采其说。

邵伯温说：邵雍的《易》学传自李之才，李之才传自穆修，穆修传自陈抟；邵雍平日从不轻易把这门学问告诉别人。只有大名府的王天悦、荥阳的张子望曾经从他受学，可惜两人又都早早去世。秦玠、郑夬也曾想拜在门下，邵雍都没有答应。王天悦病重将死之际，郑夬买通他的仆人，从卧房里偷走了他记录师说的手稿，从此据为己有，写成《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时用》等好几部书，内容支离破碎、任意杜撰，处处穿凿而毫无根据。邵伯温因此撰写这部书来加以辨正。《宋史》中邵雍的本传，就采录了不少他的说法。

考《书录解题》有郑夬《易传》十三卷，《宋史·艺文志》有郑夬《时用书》二十卷、《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今并佚。《司马光集》有《进郑夬易测札子》，称其“不泥阴阳，不涉怪妄，专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伦，诚难多得。”与伯温所辨，褒贬迥殊。光亦知《易》之人，不应背驰如是。

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郑夬《易传》十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郑夬《时用书》二十卷、《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这些书如今全都亡佚了。《司马光集》中有一篇《进郑夬易测札子》，称赞郑夬此书不拘泥于阴阳术数，不牵涉怪诞虚妄，专就人事立论，逐一指明六爻的意义，在同辈的著述中实在难得。这同邵伯温的辨斥相比，褒贬截然相反。司马光也是深通《易》学的人，按理不该同邵伯温相左到这种地步。

以理推之，夬窃邵子之书而变化其说，以阴求驾乎其上。所撰《易测》，必尚随爻演义，不涉术数，故光有“不泥阴阳，不涉怪妄”之荐。至其《时用书》之类，则纯言占卜之法，故伯温辞而辟之。其兼《易测》言之者，不过憎及储胥之意耳。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注曰“未见”。此本自《永乐大典》录出，盖明初犹存。《宋史·艺文志》但题《辨惑》一卷，无“易学”字，《永乐大典》则有之，与《书录解题》相合，故今仍以《易学辨惑》著录焉。

按情理推断：郑夬偷得邵雍的书稿之后，又把其中说法改头换面，暗中想要凌驾在邵雍之上。他所撰的《易测》，想必还是顺着爻辞推演义理，不牵涉术数，所以司马光才有“不泥阴阳，不涉怪妄”这样的推荐语。至于他的《时用书》一类，那就纯讲占卜之法了，所以邵伯温要著文驳斥。邵伯温把《易测》也一并数落进去，不过是恨屋及乌，连带着厌恶与之相关的一切罢了。朱彝尊《经义考》著录了这部书，下面注明“未见”，可见清初已无传本。现在这个本子是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来的，可见明朝初年它还存世。《宋史·艺文志》只题作《辨惑》一卷，没有“易学”二字；《永乐大典》所收则有这二字，与《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相合，所以如今仍旧用《易学辨惑》这个书名来著录。

钦定四库全书。《易学辨惑》，宋邵伯温撰。沈存中《笔谈》象数一篇内，言江南人郑夬曾为一书谈《易》。其间一说曰：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干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干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干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干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阴。干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干五变生剥，得十六阴。干六变生归妹，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渐，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

《钦定四库全书》本《易学辨惑》，宋人邵伯温撰。沈括（字存中）《梦溪笔谈》「象数」一篇中说：江南人郑夬曾写过一部谈《易》的书，书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乾」「坤」二卦是天地间的大父母，「复」「姤」二卦是由之而生的小父母。乾卦一变而生复卦，得一个阳；坤卦一变而生姤卦，得一个阴。乾卦二变而生临卦，得两个阳；坤卦二变而生遁卦，得两个阴。乾卦三变而生泰卦，得四个阳；坤卦三变而生否卦，得四个阴。乾卦四变而生大壮卦，得八个阳；坤卦四变而生观卦，得八个阴。乾卦五变而生夬卦，得十六个阳；坤卦（原文此处误书作「干」）五变而生剥卦，得十六个阴。乾卦六变而生归妹卦，本得三十二个阳；坤卦六变而生渐卦，本得三十二个阴。乾、坤两支交错综合，阴阳各三十二，于是生出六十四卦。

夬之为书皆荒唐之论，独有此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予后因见兵部员外郎秦玠，论夬所谈，骇然曰：“何处得此法？”玠云：尝遇一异人，受此历数，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尝恨不能尽其术。西都邵某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于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所得闻也。予闻其言怪，兼复甚秘，不欲深诘之。今邵某与夬、玠已皆死，终不知何术也。窃惟我先君易学微妙，深不肖所不得而知也。其传授次第、前后数贤者本末，在昔过庭，则尝闻其略矣。惧世之士大夫但见存中所记，有所惑也，乃作《辨惑》。

沈括接着说：郑夬这部书通篇都是荒唐之论，唯独这一套变卦的说法，我一时判断不出它是对是错。后来我见到兵部员外郎秦玠，把郑夬所讲的转述给他，秦玠大惊失色，说：“他从哪里得到这套法门的？”秦玠说：自己曾遇到一位异人，从那里承受了这套「历数」，用来推算往古兴衰、气运更替，无不应验，只恨没能把那人的本事全部学到手；西都洛阳的邵某（指邵雍）也大略知道一些，已经能够洞察吉凶变化。郑夬竟把它写成书公之于众，必定要遭天谴，这本不是常人所该听闻的。我听他讲得离奇，而且讳莫如深，也就不便再追问。如今邵某与郑夬、秦玠都已亡故，我终究不知那是什么法术。以上是沈括的记载。我私下想：先父邵雍的《易》学精微奥妙，我这不成器的儿子实在无从窥知全貌；但这门学问的传授次第、前后几位贤者的来龙去脉，当年在庭前侍立受教时，总还听说过一个大概。我担心世上士大夫只看见沈存中这一段记载而生出误解，于是写下这部《辨惑》。

先君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为人倜傥不群，师事汶阳穆修伯长，性严急，少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顺，如事父兄，略无倦意。登科，任孟州司户。挺之坦率，不事仪矩，太守范忠献公以此颇不悦。后忠献建节移镇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别于近郊。众或让之，挺之曰：“异时送太守止于是。且情文贵称，范公实不我知，而出疆逺送非情，岂敢以不情事范公？”

先父邵雍的《易》学，受自青社人李之才，字挺之。李挺之为人洒脱不羁、不同流俗，拜汶阳人穆修（字伯长）为师。穆伯长性情严厉急躁，稍不合意，甚至当面呵斥，李挺之总是在左右恭顺承事，像侍奉父兄一样，丝毫没有厌倦之色。他考中进士后，出任孟州司户参军。李挺之为人坦率，不讲究礼节仪度，知州范雍（谥忠献）因此很不高兴。后来范忠献受节钺之命改镇延安，州府僚属大多一直送到州境之外，李挺之却只在近郊就告别了。众人有责怪他的，李挺之说：“往日送太守，礼数到这里也就够了。何况情意与礼文贵在相称——范公其实并不了解我，我却出境远送，那便不是真情；我怎敢用虚情假意去侍奉范公？”

未几，忠献责守安陆，过洛、三城，故吏无一人往者，独挺之檄往省之，忠献始称叹，遂受知焉。又尝为卫州共城令。先君筑室苏门山百源之上，时丁先祖母李夫人丧，布衣蔬食三年，躬以养先祖。

没过多久，范忠献获罪被贬去做安陆知州，路过洛阳和三城，从前的属吏没有一个前去看望，唯独李挺之持书前往探问，范忠献这才对他大为赞叹，从此赏识器重他。李挺之又曾做过卫州共城县令。当时先父在苏门山百源之上筑屋隐居，正逢祖母李夫人去世，他守丧三年，穿布衣、吃素食，亲自奉养祖父。

挺之闻先君好学苦心志，自造其庐，问先君曰：“子何所学？”先君曰：“为科举进取之学耳。”挺之曰：“科举之外有义理之学，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愿受教。”挺之曰：“义理之外有物理之学，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愿受教。”“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学，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愿受教。”于是先君传其学。

李挺之听说先父好学而且立志刻苦，便亲自登门造访他的草庐，问先父：“你所学的是什么？”先父说：“不过是应付科举、求取功名的学问罢了。”李挺之说：“科举之外还有「义理之学」，你知道吗？”先父说：“不知道，愿意领教。”李挺之说：“义理之外还有「物理之学」，你知道吗？”先父说：“不知道，愿意领教。”李挺之又说：“物理之外还有「性命之学」，你知道吗？”先父说：“不知道，愿意领教。”于是先父便从他承受了这门学问。所谓「义理」，是讲经书中的道理；「物理」，是推究万物生成变化的法则；「性命」，则直探天命与人性的本源，一层深过一层。

挺之签书泽州判官听公事。泽州人刘羲叟晚出其门，受历法，亦为知名士；《易》学则唯先君得之也。挺之后终殿中丞。（按：原本作“终殿中丞、签书泽州判官听公事”。据《宋史·李之才传》，石延年调兵河东，辟之才泽州签书判官，转殿中丞，则泽州判官当书在前，今依《宋史》改正。）熙宁中，其侄君翁尝请文于先君，以表其墓。

李挺之后来出任泽州签书判官厅公事，这是州府的幕职官。泽州人刘羲叟晚年出于他的门下，学到了历法，也成为知名之士；至于《易》学，则只有先父一人得到真传。李挺之最终官至殿中丞。（四库馆臣按：原本作“终殿中丞、签书泽州判官听公事”。据《宋史·李之才传》，石延年在河东调兵时，征辟李之才为泽州签书判官，后转任殿中丞，可见泽州判官一职当写在前面，如今依《宋史》改正。）熙宁年间，李挺之的侄子李君翁曾向先父求文，用来撰写他的墓表。

挺之之师即穆修也。修字伯长，汶阳人，后居蔡州，遂葬于蔡。师事华山处士陈抟图南而传其学。修少豪放，性褊少合，多京洛间。人尝书其诗于禁中壁间，真庙见之，深加叹赏，问侍臣曰：“此为谁诗？”或以穆修对。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不荐？”丁晋公在侧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复问。

李挺之的老师就是穆修。穆修字伯长，汶阳人，后来定居蔡州，也就葬在蔡州。他拜华山处士陈抟（字图南）为师，承传了那门学问。穆修年少时性情豪放，气量偏狭而少与人合，长期往来于京城和洛阳一带。曾有人把他的诗题写在宫禁的墙壁上，宋真宗看到后大加赞赏，问身边侍臣：“这是谁的诗？”有人回答说是穆修。皇上说：“有这样的文才，公卿大臣为什么不加以举荐？”丁谓（后封晋国公）正在旁边，说：“这个人的品行赶不上他的文章。”从此皇上就不再过问了。

盖伯长与晋公有布衣旧。晋公顷赴夔漕，伯长犹未仕，相遇汉上，晋公意欲伯长先致礼，伯长竟不一揖而去，晋公衔之，由是短于上前。后晋公贬朱崖，徙道州，有诗云：“却讶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见其不相善也。

原来穆伯长与丁晋公早在布衣时就相识。当年丁晋公赴任夔州路转运使，穆伯长还未出仕，两人相遇于汉水之上，丁晋公有意要穆伯长先来行礼，穆伯长竟连一揖也不作就走开了，丁晋公因此怀恨，从此在皇上面前说他的短处。后来丁晋公被贬朱崖、又移置道州，穆伯长作诗讥刺说：真奇怪虞舜的刑政竟也有失，共工、驩兜、三苗、鲧这「四凶」，凭什么就该获准量移内地？可见两人素来不和。

伯长祥符二年梁固榜登进士第，调海州理椽，以忤通判，遂为捃摭，由是削籍池州。其集中有《秋浦会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叙颍州文学参军，故当时呼之曰“穆参军”。

穆伯长在大中祥符二年梁固榜考中进士，调任海州司理参军，因为得罪了通判，被人罗织罪名，于是削去官籍、编管池州。他的文集中有《秋浦会遇》一诗，把这段遭遇自述得很详细。后来遇上大赦，才叙复为颍州文学参军，所以当时人都称他“穆参军”。

老益贫。家有唐本韩、桞集，乃丐于所亲厚者得金，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伯长坐其旁，有儒生数辈至其肆，辄取阅，伯长夺取怒视，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当以一部为赠。”咱是经年不售。时学者方从事声律，未知为古文，伯长首为之倡，其后尹源子渐、洙师鲁兄弟始从之学古文，又传其《春秋》学。伯长国史有传。

穆伯长年老以后更加贫困。他家藏有唐刻本的韩愈、柳宗元文集，便向相熟的亲友乞讨凑得一笔钱，雇工匠刻版，印了几百部，带到京城相国寺摆摊出售。穆伯长坐在摊旁，有几个儒生走到摊前，随手取书翻看，穆伯长一把夺回，怒目而视，说：“诸位若能读上一篇而不读破句，我就送一部给你。”因此整年也卖不出去。当时读书人正一味钻研声律科举之文，还不懂得写古文，穆伯长率先加以倡导；其后尹源（字子渐）、尹洙（字师鲁）兄弟才跟他学习古文，又传承了他的《春秋》之学。穆伯长在国史中有传。

其师即陈抟也。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葢唐末进士，负经纶之才。历五季乱离，游行四方，志不遂，入武当山，后隐居华山。自晋、汉已后，每闻一朝革命，颦蹙数日，人有问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驴逰华阴市，闻太祖登极，图南惊喜大笑。人问其故，曰：“天下自此定矣。”葢太祖方潜龙时，图南常见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

穆修的老师就是陈抟。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县人，本是唐朝末年的进士，怀有经国济世的才干。他经历五代的战乱离散，四方游历而志向不得施展，于是进了武当山，后来隐居华山。自后晋、后汉以后，每听到一朝改姓易代，他就愁眉不展好几天，有人问他缘故，他只瞪着眼睛不作声。有一天他正骑驴走在华阴的集市上，听说宋太祖登极，陈图南惊喜得放声大笑。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天下从此安定了。”原来宋太祖尚未发迹、还处在「潜龙」之时，陈图南就常见他有天子之相，知道太平之世自有来由。

遁迹之初，有诗云：“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陌纵荣争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愁闻剑扶危主，闷见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岂浅丈夫哉！周世宗召见，问以黄白，对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治政为念，奈何留意于小道耶？”世宗不以为忤，拜谏议大夫，固辞，赐号“白云先生”。

陈图南刚要隐遁时写过一首诗，大意是：十年来奔走红尘，回头望去青山屡屡入梦；京城大道上纵然荣显，也比不上安稳一觉，朱门虽然富贵，终究不如清贫自在；愁听兵戈声中有人扶持危局，闷看笙歌吵扰那些醉客；不如带上旧书回到旧日隐居之地，那里野花啼鸟一样是春天。（“愁闻剑扶危主”一句原缺一字，当作“愁闻剑戟扶危主”。）这岂是识见浅薄之人写得出的！周世宗召他入见，问他「黄白」之术，也就是点化金银的方术，他回答说：“陛下身为四海之主，应当以治国理政为念，何必留意这等小道？”周世宗不但不见怪，还授他谏议大夫，他坚辞不受，世宗便赐号“白云先生”。

太平兴国初，太宗皇帝召至阙，求一静室休息，乃赐馆于建隆观，扄户熟寐，月余方起。诏以野服见于延英殿，赐坐，延问甚久。上方欲征河东，图南谏止之，会军已兴，诏复令寝于御园。及兵还，经百余日方寤。乞归山。九年复来朝，始陈河东可取；暨王师再举，果降刘继元，北汉平。

太平兴国初年，太宗皇帝把陈图南召到京城，他请求给一间安静的屋子休息，于是安排他住在建隆观，他关起门来沉睡，一个多月才起身。太宗下诏让他穿着山野便服在延英殿觐见，赐座，问询了很久。当时太宗正打算出兵征讨河东的北汉，陈图南进谏劝阻；恰好大军已经出动，太宗便下诏让他仍旧到御园中安睡。等到军队班师，他睡了一百多天才醒来，随即请求回山。九年后他再度入朝，这才进言说河东可以攻取；等到王师再次出征，果然迫降了刘继元，北汉平定。

按：《宋史·北汉刘氏世家》，开宝二年春太祖亲征继元，闰五月班师；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复亲征继元，继元穷蹙，五月甲申送降。此云图南九年来朝，始陈河东可取，暨王师再举云云。太平兴国无九年，已改元为雍熙。《太宗纪》雍熙元年冬十月赐华山隐士陈抟号“希夷先生”，与此合。若初召谏征河东及陈河东可取事，《太宗纪》与《抟传》俱不载；而刘继元之降，又非雍熙元年事。或伯温追述所闻，于岁时前后不能无误也。

四库馆臣按：据《宋史·北汉刘氏世家》，开宝二年春宋太祖亲征刘继元，闰五月班师；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再度亲征刘继元，刘继元穷蹙无路，五月甲申日出城投降。这里说陈图南“九年来朝，这才进言河东可取，等到王师再举”云云，可是太平兴国并没有第九年，到那时已改元雍熙。《宋史·太宗纪》载雍熙元年冬十月赐华山隐士陈抟号“希夷先生”，与本文所记相合。至于当初召见时进谏阻止征河东、以及后来进言河东可取这两件事，《太宗纪》和《陈抟传》均失载；而刘继元投降，又不是雍熙元年的事。或许是邵伯温追述所听来的传闻，年月先后难免有出入。

上谓宰相宋琪等曰：“抟方外之士，在华山四十余载，度其年盖百余岁矣，语论甚高。”因送至中书。琪等问曰：“先生得元黙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对曰：“抟不知吐纳养性之理、神僊黄白之事，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何益于圣世？圣上博通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时，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叹，以其语白上，上益重之。

太宗对宰相宋琪等人说：“陈抟是方外之士，在华山住了四十多年，估计年纪已有一百多岁了，谈吐议论很高明。”于是让人送他到中书省。宋琪等人问他：“先生既已得玄默静养之道，可以教给别人吗？”陈抟回答说：“我并不懂吐纳养性的道理，也不懂神仙点化金银那一套，没有什么方术可以传授。就算能白日飞升，对圣明之世又有什么益处？当今圣上博通古今，深究治乱之由，真是有道而仁明的君主，正是君臣同心同德、共致太平的时候；所谓「勤行修炼」，没有比这更要紧的了。”宋琪等人赞叹不已，把这番话报告给太宗，太宗更加看重他。

太宗问曰：“昔在尧舜之为天下，今可致否？”图南对曰：“尧舜土阶三尺，茅茨不翦，其迹自不可及；然能以清静为治，即今之尧舜也。”上善其对，亦拜谏议大夫，固辞，乞归。上知其不可留，即赐宴便殿，诏宰执禁从作诗以□，赐号“希夷先生”。后再召，辞曰：“九重僊诏，休教丹凤衔来；一片野心，已被白云留住。”

太宗问他：“从前尧舜治理天下的局面，如今还能重现吗？”陈图南回答说：“尧舜的宫室只有三尺土阶，茅草屋顶连修剪都不修剪，那种简朴的行迹本来就赶不上了；但只要能以清静无为来治国，那就是当代的尧舜。”太宗很赞赏他的回答，也授他谏议大夫，他坚决辞谢，请求还山。太宗知道留他不住，便在便殿赐宴，下诏让宰执大臣和侍从近臣作诗为他送行（原文此处缺一字），并赐号“希夷先生”。后来太宗再度征召，他推辞说：九重宫阙的仙诏，就别让丹凤衔来了；我这一片山野之心，早已被白云挽留住了。

将终，预知死期，上表云：“臣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取某年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峯下张超谷中。”又草疏遣其徒诣阙上之，莫得而见也。种放明逸表其墓，能述其大略。明逸亦传其象学，明逸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由此一枝传于南方也。世但以为学神仙术、善人伦风鍳而已，非知图南者也。独先君知之为详，数数有诗及之。

陈图南临终之前，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上表说：“臣的大限已到，圣明之朝虽好也难以久恋，已定于某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莲花峰下的张超谷中脱化形骸。”他又起草了一道奏疏，派门徒送到朝廷呈上，那奏疏的内容外人没能见到。种放（字明逸）为他撰写墓表，能大致叙述他的生平。种明逸也承传了他的「象学」，明逸传给庐江人许坚，许坚传给范谔，先天之学的这一支便由此流传到南方。世人只当陈图南是学神仙之术、擅长看相识人的人罢了，这并不算真正了解他。唯独先父对他了解得最详细，屡次在诗中提到他。

图南以上，传授不可悉考，盖自伏羲以至文王、周公、孔子以来，世世相传，或隐或显，未尝絶也，如扬子云、关子明、王仲淹皆其所从来者也。其学主于意、言、象、数，四者不可阙一。其理具见于圣人之经，不烦文字解说，止有一图以寓其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图亦非创意以作，孔子《系辞》述之明矣。呜呼，真穷理尽性之学也！

陈图南以上的传授世系，已无法一一考实。大约自伏羲而下，经文王、周公直到孔子以来，世世相承，有时隐没、有时显扬，却从未中断；像扬雄（字子云）、关朗（字子明）、王通（字仲淹）等人，都属于这一脉的来路。这门学问以「意」「言」「象」「数」四者为主，四者缺一不可。它的道理全都具备在圣人的经典之中，不必再用文字去解说，只有一幅图，用来寄寓阴阳消长的数理和卦的生成变化。这幅图也不是凭空创制的，孔子在《系辞》里已说得很明白了。啊，这真是穷究物理、尽通人性的学问！

先君之学虽有传授，而微妙变通盖其所自得也，能兼明意、言、象、数之藴，而知《易》之体用、成卦立爻之所自。尝有诗曰：“谁信画前元有《易》，须知删后更无《诗》。”然其学卒无所传，平时未尝妄以语人，故当时人亦鲜克知之者，唯以自乐而已。有大名王豫及其甥荥阳张，虽尝从学，而又皆早死。

先父的学问虽有师承，但其中精微变通之处，多半是他自己体悟所得。他能同时通晓「意」「言」「象」「数」四者的底蕴，因而懂得《易》的体与用，也懂得卦之所以成、爻之所以立的根由。他曾写诗说：谁肯相信在伏羲画卦之前本来就有《易》理存在，又该知道孔子删定之后再没有别的《诗》了。然而这门学问最终没有传人：他平日从不轻易讲给人听，所以当时能了解的人极少，他也只是自得其乐罢了。曾有大名府的王豫和他的外甥、荥阳的张某从他受学，可惜两人又都早早去世。

王豫字天悦，枢密直学士之子，丁父忧，居卫之新乡。先君居共城，初未知先君有是学也，以诗招先君曰：“邵子著书十万许，图得圣人心甚苦。何时惠然肯访来？吾当为君具鸡黍。”先君欣然就之。天悦曰：“闻子好学，未知读何书？”先君曰：“平时居家读五经，泛观诸子百家之书，然无师匠，未有所得也。”天悦曰：“子能相从乎？”先君曰：“固所愿也。”

王豫字天悦，是枢密直学士的儿子，因父亲去世守丧，住在卫州新乡。当时先父住在共城，王天悦起初并不知道先父有这门学问，写诗邀请先父说：邵先生著书十万来字，苦苦要把圣人的心画成图；什么时候肯赏光来一趟？我一定为您备下鸡黍相待。先父欣然前往。王天悦说：“听说您好学，不知读的是什么书？”先父说：“平日在家读五经，也泛览诸子百家之书，只是没有师承，还谈不上什么心得。”王天悦说：“您能跟我学吗？”先父说：“这本来正是我所愿意的。”

天悦盖魁伟豪杰之士，雄辨该博，先君但唯诺而已。后及于《易》，先君不复假借，举奥义数条，皆不能答，乃徐为解说。天悦得所未闻，茫然自失，遽反席再拜，执古弟子之礼焉。有时同行道路，虽沽酒，必具衣冠捧觞跪献，为先生寿。

王天悦是个体貌魁伟的豪杰之士，口才雄辩、学识广博，起初先父只是唯唯应诺而已。后来谈到《易》，先父不再谦让退避，举出几条深奥的义理相问，王天悦都答不上来，先父这才从容为他讲解。王天悦听到了从未听过的道理，茫然若失，立刻退回席位，再拜行礼，执古人拜师的弟子之礼。此后有时同路而行，即便只是沽来的村酒，他也必定整肃衣冠、捧杯跪献，为先父祝寿。

先生居百源，絶四邻，居数年未尝设榻。天悦不以时造，隆冬深夜，外户不扄，但见灯下黙坐，或时讽诵。天悦于是尤加敬服，每有所得，笔而书之，贮一锦囊中，出入起居，须臾造次必以自随也。

先父住在百源，四周没有邻居，住了好几年也不曾摆过一张卧榻。王天悦常不按时前来造访，隆冬深夜，外门也不上闩，进去只见先父在灯下默然静坐，有时低声诵读。王天悦因此更加敬服，每有心得，就随手记下来，装在一只锦囊里，出门在家、起居行止，片刻之间也必定带在身边。

一日，有清河役卒不以时放，监护者又苦之，众怒，持畚闸将入县剽劫以起事，吏民大恐，莫知所为。天悦白令，愿自往。令欲多假之从者，天悦曰：“不可，非独无益，且有害也。”乃衣衰绖，歩出郭外，遇其众，谕以祸福，皆不敢动，舍杖罗拜，以至感泣，遣还役次。州郡监司欲以其事上闻，天悦力止之。

有一天，清河工地上的役卒到期没有放归，监工的人又百般折磨他们，众人激愤，抄起畚箕、闸板一类家伙要冲进县城抢掠起事，官吏百姓大为惊恐，不知如何是好。王天悦禀告县令，愿意亲自前去。县令想多派些随从给他，王天悦说：“不行，那样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于是他仍穿着守丧的麻衣孝服，步行出城，迎上那群人，把利害祸福讲给他们听，众人都不敢妄动，扔下棍棒围拢下拜，以至于感动落泪，被遣送回工地。州郡的监司想把这件事上报朝廷邀功，王天悦极力劝止。

后签书河阳节度判官听公事。有武臣为守，豪横傲慢，以至干元节谢恩祝圣，一切辄罢。天悦告之曰：“干元之仪，天下所同，不以臣之大小为异。公被遇两朝，历位将相，尚乖恭事；苦元昊贼如何，更可责以臣节？”守怒，乃求他官以避之。

后来他签书河阳节度判官厅公事。当时有位武臣做知州，骄横傲慢，甚至连乾元节即皇帝诞节的谢恩祝圣典礼也一概取消。王天悦劝他说：“乾元节的仪典，天下臣子一体奉行，不因臣子官位大小而有分别。您受两朝恩遇，历任将相之位，尚且违背恭事之礼；那么像李元昊那样的叛贼又当如何？还能责求他守臣子的名分吗？”知州大怒，王天悦便请求改任别的官职以避开他。

景佑、庆历中，屡上书言事，召赴资善堂，命近臣询访，语太激切，为所沮抑，送政府问状，又以辞不屈忤时相，报罢，以太常寺太祝知河阳府伊阙县事。会甘陵妖贼王则为变，所在告捕党与甚急，洛之诸邑皆以获捕为功。有以妖书告者，株连蔓延凡二百余人。天悦至邑，按问得情，皆无状，但为浮图事所惑，夜聚众规利而已。天悦叹曰：“乱贝者王则也，斯民何罪！”乃尽释之。

景祐、庆历年间，王天悦多次上书议论时政，朝廷召他到资善堂，命近臣当面询问，他说得太过激切，被人压制下去，又被送到政事堂追问供状；他言辞不肯屈服，触怒了当朝宰相，事情就此作罢，只以太常寺太祝的官衔出知河阳府伊阙县。恰逢甘陵即贝州的妖贼王则作乱，各地缉捕同党抓得很急，洛阳一带各县都把抓到人当作功劳。有人拿所谓“妖书”出首告发，株连蔓延竟达二百多人。王天悦到县以后，逐一审问查明实情，发现都没有实据，不过是被佛事一类名目所迷惑，夜里聚在一起图些小利罢了。王天悦叹道：“扰乱贝州的是王则，这些百姓有什么罪！”于是把他们全部释放。

其间豪强数十人皆先已窜伏山谷，结集旁邑侪辈，皆巨盗。天悦闻之，遣其徒中一人，遗以所衣布袍，曰：“为我告若曹：兹事已十年矣，纵长注误，亦屡经赦宥，可以自新。”俾令观此取信。其人奔往，以天悦之言谕之曰：“我令赐汝活！”具道天悦意，将所得袍遍示之，众皆相贺，欢欣从命；又语旁邑人，亦皆散去。天悦素不能謟事上位，尹雅不悦，捃摭以故纵妖党闻于朝，执政者以宿怒深中之，坐是夺两官，海州。先君送至海上，后得放还，监亳州明道宫，丁母忧以卒。

这批人里有几十个豪强，早已逃匿山谷，又勾结邻县同类，都是些巨盗。王天悦听说后，派他们同伙中的一个人前去，把自己身上穿的布袍解下来交给他，说：“替我转告你们：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年，纵然当初长期陷于迷误，也屡次遇上赦宥，尽可以改过自新。”让他们看这件袍子作凭信。那人赶去，把王天悦的话转述给众人，说：“县令赏我们一条活路！”又把王天悦的意思一一说明，拿出所得的布袍遍示众人，大家互相庆贺，欢欢喜喜地服从；他又去告知邻县的同伙，那些人也都各自散去。王天悦一向不会谄媚上司，河南尹素来不喜欢他，便罗织罪名，以“故意纵放妖党”的名义奏报朝廷，执政大臣挟着旧怨深加中伤，他因此被夺去两级官阶，安置海州。先父一直送他到海边。后来遇赦放还，任亳州明道宫监官，遭母丧而去世。

张字子望，枢密直学士逸之孙，比部员外郎、广西转运使道宗之子，与其兄峋子坚同年登科，兄弟皆有文学。子望尤喜穷经，而恬于仕进。少从先君学，尝语人曰：“师事先生二十年，未尝见先生说重复语。先生之道深不可测，亹亹日新如此。”

张某字子望，是枢密直学士张逸的孙子、比部员外郎兼广西转运使张道宗的儿子，与他的哥哥张峋（字子坚）同一年考中进士，兄弟俩都有文才学问。张子望尤其喜欢穷究经书，而对做官进取看得很淡。他年轻时跟随先父求学，曾对人说：“我拜先生为师二十年，从没听见先生说过一句重复的话。先生的学问深不可测，就是这样不断精进、日日更新。”

有《洛中游春》诗云：“平生自是爱花人，到处寻芳不遇真。谁谓人间无正色？今朝始见洛阳春。”言学于先君而方有所得也。先君和之曰：“造物从来不负人，万般红紫见天真。满城车马空撩乱，未必逢春便是春。”恐其自画而勉之使进也。先君行状，子望所撰，今载于《褒德集》。

他有一首《洛中游春》诗，大意说：自己生平本是爱花之人，到处寻芳却总遇不着真花；谁说人间没有纯正的颜色？今天才算见到了洛阳的春天。这是说自己从先父受学而刚刚有所领悟。先父作诗相和，大意说：造化从来不辜负人，千红万紫都显出天然本真；满城车马徒然喧闹撩乱，遇上了春天未必就真懂得春天。这是怕他画地自限，勉励他继续精进。先父的行状就是张子望所撰，如今收在《褒德集》里。

元丰官制行，神宗皇帝以呉丞相充尝荐，谕执政除太常丞，蔡确言资浅，乃以为寺簿。未几感疾，卒于京师，官纔宣义郎。子望平时记録先君议论为多，家人但见其素所宝惜，纳之棺中。其后子坚得其遗藳见授，今《观物外篇》是也，盖十纔一二。又尝着《易说》藏于家。

元丰年间推行新官制，神宗皇帝因为丞相吴充曾经举荐过他，指示执政大臣任命他为太常丞；蔡确说他资历尚浅，于是改任太常寺主簿。不久他患病，死在京师，官阶才不过宣义郎。张子望平日记录先父议论最多，家里人只见他一向珍藏爱惜这些笔记，便把它们随葬进了棺中。后来他哥哥张子坚找到剩下的遗稿交给我，就是今天的《观物外篇》，大概只保存了原来的十分之一二。他还写过一部《易说》，收藏在家中。

熙宁初，其父领漕广西，时初置常平使者，兄子坚首除两浙，宰相欲见子望，父兄强之，不得已而往。宰相欲留，子望辞以父远官岭外。当时行其难进易退如此。若假之以年，先君之学必有所传，惜哉！子望有二子夭折，平生著述散落。陈恬叔犹能颂其遗诗，情致深远，不愧前人之作也。

熙宁初年，他父亲主管广西漕运，当时朝廷刚设置常平使者一职，哥哥张子坚首先被任命到两浙；宰相想见一见张子望，父兄再三催促，他不得已才去。宰相有意留他任用，张子望却以父亲远在岭外做官为由推辞。当时他就是这样奉行「难进易退」的操守。假使上天多给他几年寿命，先父的学问必定能有所传承，可惜啊！张子望有两个儿子都夭折了，生平著述也散失殆尽。陈恬（字叔易）还能背诵他留下的诗，情致深远，比起前代名家之作也毫不逊色。

秦玠字伯镇，未详何处人，后居亳社。有吏才，善书翰，亦好学问，尝以屯田贠外郎知怀州，长先君一岁，亦称门人。在河南日，欲从先君学，先君以其人颇好任数，未之许也。尝有书与先君云“先生键道弥固”，意谓先君靳其学不以告。先君答书，其略曰：“道满天下，何物不有之，岂容人关键耶？”后历兵部郎中，判三司理欠凭由司，遂退归于亳，书问常不絶，先君亦之以诗。先君既没，洛人李吁端伯守官于亳，见之尚无恙，每语及先君之学也。

秦玠字伯镇，籍贯不详，后来居住在亳州。他有做官的干才，擅长书法文翰，也喜好学问，曾以屯田员外郎的身份知怀州；年纪比先父大一岁，却也自称门人。他在河南时想跟先父学这门学问，先父因为他这个人颇好玩弄权术心机，没有答应。他曾写信给先父，说“先生把道锁得越发牢固了”，意思是嫌先父吝惜学问，不肯相告。先父回信，大意说：“道充满天下，哪一样东西里没有道？岂是人锁得住的？”秦玠后来历任兵部郎中，主判三司理欠凭由司，随后退归亳州，与先父书信往来始终不断，先父也常以诗相答。先父去世以后，洛阳人李吁（字端伯）在亳州做官，见到他时他还健在，每每谈起先父的学问。

郑夬字扬廷，后以字为名，江东人，客游怀、卫间，依大姓宗氏，亦尝欲受教于先君。先君曰：“吾学于李挺之也，忘寒暑，忘昼夜，忘寝食，忘进取。挺之有所言，吾必曰：‘愿略开端，无竟其说，请退而思之。’幸得之以为然，方敢自言；或未也，归而再思之，得之而后已。又走四方，就有道而正焉。凡山川风俗、人情物理，吾皆究观之，有益于吾学者必取焉。今足下志在口耳，又多外慕，能去是而诚心一意，然后可以语此学。”夬固不能也。

郑夬字扬廷，后来就用字作名，是江东人，客居在怀州、卫州一带，寄食于大族宗氏门下，也曾想向先父求教。先父对他说：“我跟李挺之学的时候，忘了寒暑，忘了昼夜，忘了睡觉吃饭，也忘了功名进取。挺之每讲一段，我一定说：‘请您只略开个头，不要把话说尽，容我退下去自己思索。’侥幸想通了、认定确实如此，才敢开口讲出来；如果还没想通，回去再想，非想通了不罢休。此外我又四处奔走，向有道之人求正。凡是山川形势、风土习俗、人情物理，我都一一考察，凡对我的学问有益的必定吸取。如今您志在口耳之间，只求听来能说，又多向外慕求名利；要能去掉这些毛病、诚心专一，然后才可以谈这门学问。”郑夬当然做不到。

后秦玠在河内，尝语夬以王天悦传授先君之学有所记録，夬力求之，天悦恶夬浮薄，不与。不幸天悦感疾且卒，夬闻之，赂其仆就卧内窃得之，遂自以为己学，着《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明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尝以变卦图标秦玠。

后来秦玠在河内，曾告诉郑夬：王天悦从先父受学，留有笔记记录。郑夬便竭力向王天悦索求，王天悦厌恶他为人浮薄，不肯给。不幸王天悦患病垂危，郑夬听说后，买通他的仆人，从卧房里把笔记偷了出来，于是当作自己的学问，写成《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明用》等几部书，都是支离破碎的杜撰，穿凿而无根据；他还曾把那幅变卦图拿给秦玠看。

夬既窃天悦书，遂去宗氏入京师，补国子监生，得解，省试策问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说对，主司异之，擢在优等。既登第，游公卿门，以其所著书为投贽焉。后调太原府司録，执政荐馆职者数人，将召试，为转运李遇卿发其赃罪，投窜南方，遇赦得自便，复事逰谒。尝过洛来见先君，惭怍引咎。先君曰：“足下向以拙者之言为然，不至此也。”不肖时在童稚，尚能记其状貌，白晰短小轻狷人也。后卒以穷死。秦谓“必有天谴”，恐指此而言也。

郑夬偷到王天悦的笔记以后，便离开宗氏进京，补为国子监生，通过了发解试；礼部省试的策问题目正好问到八卦次序，郑夬拿偷来的那套说法应答，主考官觉得他与众不同，把他拔在优等。考中进士以后，他出入公卿门下，把自己所著的书当作进见之礼。后来调任太原府司录参军，执政大臣推荐几个人补馆阁之职，正要召他考试，却被转运使李遇卿揭发了贪赃罪行，被流放南方；遇赦以后得以自由，又照旧四处游谒权贵。他曾路过洛阳来见先父，满面愧色，自认过错。先父说：“您当初若肯把我这个笨人的话当回事，不至于落到今天这地步。”我那时还是孩童，也还记得他的相貌：皮肤白净，身材矮小，是个轻浮褊急的人。他后来终于穷困而死。秦玠说他“必定要遭天谴”，恐怕指的就是这件事。

夬之所着《易图》非是，其说或有然者。窃书秦实知之，乃骇然叹曰“夬何处得此法”，又谓自得之异人，“西都邵某闻其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近乎自欺矣。先君易学渊源传授本末，秦不能知，独以为“洞吉凶之变”，何其小也！谓得之异人，非世人所闻，尤为怪诞，然亦有谓，盖指陈希夷而言也。

郑夬所画的《易图》并不正确，不过其中个别说法或许还有些道理。他偷书这件事，秦玠其实是知情的，却还要装出吃惊的样子叹道“郑夬从哪里得到这套法门”，又说这法门是自己从异人那里学来的，还说“西都邵某只听了个大概，就已能洞察吉凶变化”，这就近乎自欺欺人了。先父易学的渊源师承、来龙去脉，秦玠根本无从知晓，只把它当作“洞察吉凶之变”的一套预测之术，未免把这门学问看得太小了！说是从异人处得来、不是世人所能听闻，尤其荒诞；不过这话也有个来由，大概是指陈希夷而言。

自伏牺已来，大中至正之道昭昭然具在《易》中，孔子为《彖》《象》《系辞》，言之尽矣。但世人信之者寡，知之者鲜。若谓非世人所闻，将使谁闻之耶？先君既谢世，秦为此言；存中又不得其详，但记秦所闻耳。此不得不辨也。

自伏羲以来，那「大中至正」之道明明白白地全都具备在《易》里，孔子作《彖传》《象传》《系辞》，已经把它讲尽了。只是世上肯相信的人不多，真能懂得的人更少。如果说这道理不是世人所该听闻的，那么又要让谁去听呢？先父去世之后，秦玠才说出这番话；沈存中又没能了解其中详情，只是把秦玠所说的记了下来罢了。这就不能不加以辨正。

不肖既为此述先君易学传授次第及诸人事迹大略，以解世惑，因更记昔所闻见者于后。顷年见章相，言初任商洛令时，郑人宋孝孙为太守，宋与先生有契分，招先生自洛来逰商山，惇由是识先生。时预坐席，宋因话洛阳牡丹之盛，未知名品共有几何。惇率尔而对曰：“惇妇家在缑山，故多洛所谓牡丹，惇皆识之矣。”

我既然写下这些文字，叙述先父易学传授的次第和诸人事迹的大概，用来解开世人的疑惑，就再把从前所见所闻的一些事附记在后面。前些年我见到章惇丞相，他说自己初任商洛县令时，郑州人宋孝孙做知州，宋与先父有交情，邀请先父从洛阳来商山游玩，章惇因此结识了先父。当时章惇也在座，宋孝孙谈起洛阳牡丹之盛，说不知名贵品种一共有多少。章惇随口答道：“我妻子娘家在缑山，那里多的是洛阳所说的牡丹，我全都认得。”

宋曰：“先生洛阳人也。”先生曰：“洛中识花者三等：有嗅根茎而识花，识花之上也；见芽叶而识花，识花之次也；见花识花，识之下也。如长官，止可谓见花识花者也。”惇固已异其言。宋又言先生易学妙于世，不可不传。先生留商甚久，惇数听余论，知先生为有道者，遂拜之。

宋孝孙说：“先生才是洛阳人呢。”先父说：“洛阳城里识花的人分三等：能凭嗅根茎的气味就辨出是什么花，这是识花的上等；看芽叶就能辨出花，这是次一等；非要等花开了才认得，这是下等。像长官您，只能算是见花识花的那一等。”章惇听了就已经觉得这话不同寻常。宋孝孙又说先父的易学冠绝当世，不可以不传下去。先父在商州停留了很久，章惇多次听他的余论，知道他是有道之士，于是拜他为师。

商洛罢，屡过洛，欲遂从先生学。惇问先生之学几日可尽，先生曰：“本无多事，以子厚之才，顷刻可尽也。但子厚心志未定，要湏相从林下数月，使尘虑消散，然后可告。”是时惇少年好，不能留也，今且为恨。“如先生易学，举世莫比，始可谓知《易》。王辅嗣辈以臆说配合人事，惇一日可作百部，竟何益也。”因以存中所记秦伯镇言为问，章相云：“先生易学，秦、沈所不知也。”

章惇卸任商洛县令以后，屡次路过洛阳，想就此跟先父学。他问先父这门学问几天可以学完，先父说：“本来没有多少繁琐的东西，凭子厚（章惇的字）的才具，顷刻之间就能学完。只是子厚心志还没有安定，须得跟我在林下相处几个月，让世俗杂念消散干净，然后才可以相告。”那时章惇年少气盛，终究没能留下来，如今引为憾事。他还说：“像先生的易学，举世无双，这才称得上真懂《易》。王弼（字辅嗣）那一类人，拿凭空臆测的说法去比附人事，那种书我一天能写一百部，究竟有什么用？”我于是拿沈存中所记秦伯镇的话向他请教，章丞相说：“先生的易学，秦玠和沈括都是不懂的。”

西河人李周字道济，平生不婚宦，独居陋巷。先君一日访之，道济方读《易》，先君笑曰：“《易》果在是乎？只守此以求《易》，恐终身未见。”道济不知所以闻。先君既没，方深悔之。白述古明之，实纯厚之士也。尝云：“述古闻先生论《洪范》，古今人未尝到此，但自恨不晓数学，不能传授，实与《易》道相通也。”

西河人李周，字道济，一生不娶妻、不做官，独自住在陋巷里。有一天先父去看他，李道济正在读《易》，先父笑着说：“《易》难道就在这书本上吗？只守着这个去求《易》，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李道济当时没能领会这话的用意，直到先父去世以后，才深深悔恨。白述古（名明之）实在是位纯厚君子，曾说：“我听先生讲《洪范》，古往今来还没有人讲到这个地步；只恨自己不通「数学」，无法承传，其实《洪范》之理与《易》道是相通的。”

邢和叔亦欲从先君学，先君略为开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学，未有许多语，既得此理，则左右逢原矣。和叔且当虚心，使胸中荡荡然无一事，然后可以学此。”故有诗云：“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始有功夫。拔山盖世称才力，到此分毫强得乎？”

邢恕（字和叔）也想跟先父学，先父稍稍给他点出一点头绪，邢和叔就引经据典、纵论古今说个不停。先父说：“先放下这些。这是「先天之学」，本来没有那么多话可说；一旦得了这个理，自然左右逢源。和叔应当先虚下心来，使胸中空空荡荡、一事不存，然后才可以学它。”所以先父有诗说：若问「先天」，那是连一个字也没有的，到了「后天」才谈得上功夫；纵有拔山盖世的才力，到这里能勉强得来分毫吗？

先君一日有小疾，和叔亲为尝粥药。先君笑曰：“不必如是。吾非黄石痴老子，被子房跪进一双履便能取得，但悠久至诚足矣。苟无诚心，去道已远，何所学乎？”和叔笑曰：“恕纔萌此心，早被先生捉着。”和叔留别诗“圯下每惭知孺子，床前时得拜龎公”之句。先君和曰：“观君自比诸葛亮，顾我殊非黄石公。”其断章云：“出人才业尤湏惜，慎勿轻为西晋风。”示劝戒也。

有一天先父偶染小病，邢和叔亲自替他尝粥试药。先父笑着说：“不必这样。我可不是圯桥上那位黄石老人，被张子房跪着奉上一双鞋就能把兵法讨走；只要长久保持一片至诚也就够了。若没有诚心，离道已经很远，还学什么呢？”邢和叔笑道：“我刚起这个念头，就被先生一眼看穿。”邢和叔的留别诗中有“圯下每惭知孺子，床前时得拜庞公”两句，是把自己比作圯桥上受书的张良、把先父比作襄阳隐士庞德公。先父作诗相和说：看你自比诸葛亮，可我实在不是黄石公。末章又说：过人的才干事业尤其应当爱惜，千万不要轻易沾染西晋名士那种浮华放诞的风气。这是有意加以劝戒。

程明道先生同弟伊川先生侍其亲太中公，秋日访先君于天津旧庐，先君以酒与之同游月陂上，欢饮剧谈。翌日，明道谓周纯甫曰：“昨日陪尧夫先生游月陂，自来闻尧夫议论，未尝至此，振古之豪杰也。”纯甫曰：“所言如何？”明道曰：“内圣外王之道也。惜其老矣，无所用于世。”

程颢（明道先生）同弟弟程颐（伊川先生）陪侍父亲程珦（官至太中大夫），在一个秋日到天津桥旧居拜访先父，先父备酒与他们同游月陂堤上，尽情畅饮、纵论不休。第二天，明道对周纯甫说：“昨天陪尧夫先生游月陂，我向来听尧夫议论，从没有到过这样的境界，他真是自古以来少有的豪杰。”周纯甫问：“他说的是什么？”明道说：“是「内圣外王」之道。可惜他年纪老了，没有机会施用于世。”

先君尝有诗云：“草软波平风细细，云轻日淡桞低捼。狂吟不记道何句（初云“狂言不记道何事”，后改作此），剧饮未尝如此杯。景好只知闲信歩，朋欢那觉太开怀。必期快作赏心事，却恐赏心难便来。”

先父曾有一首诗，说的是：草色柔软、水波平静，微风细细吹来，云影轻淡、日光柔和，柳条低垂拂动；纵情吟哦，已记不清吟的是什么句子（这一句起初作“狂言不记道何事”，后来改成现在这样），畅快豪饮，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举过杯；景致太好，只顾着信步闲行；朋友尽兴，哪里觉得已经太过开怀；一心想痛痛快快做一件赏心之事，却又怕这样的赏心时刻不会轻易再来。

明道有诗和云：“先生相与赏西街，小子亲携几杖来。行处每容参极论，坐隅还许侍余杯。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时心闲难两得，直湏乘兴数追陪。”又云：“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万物已随秋色改，一樽聊为晚凉开。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嘉日约重陪。”

明道写诗相和，一首说：先生与我同赏西街风光，晚辈亲自携着几案手杖前来；行走之处每每容我参与最精深的议论，末座之侧还许我陪饮残杯；栏前流水与我心同乐，林外青山使人眼界重开；时世安泰与身心闲适两样难以兼得，只该乘着兴致多多相陪（此句原脱二字，当作“时泰身闲难两得”）。另一首说：月陂堤上来回徘徊，北面矗立着高入中天的百尺高台；万物已随秋色改换，姑且开一樽酒消受这晚来的凉意；水心与云影悠闲相映，林下泉声自在流来；世事纷纭无端，哪里值得计较，只等佳日再约相陪。

先君有《安乐窝中好打乖》诗，明道亦和诗云：“圣贤事业本经纶，肯为巢由继旧尘？三币未回伊尹志，万锺难换子舆贫。客求墨妙多携卷，天为诗豪剩借春。时止时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唯明道知先生为深，故先君之葬，不肖请志其墓焉。

先父写过《安乐窝中好打乖》一诗，「打乖」是违俗自适、不与流俗苟合的意思。明道也作诗相和，说：圣贤的事业本在经纶天下，怎肯追随巢父、许由去承接那避世的旧迹？三次礼聘也不曾夺去伊尹出仕之志，万钟厚禄也换不走孟子（名轲，字子舆）的安贫之操；客人求他的墨宝，多是携卷登门，上天为成全这位诗豪，格外多借一段春光；该止则止、该行则行都有天命在，先生并不是真的避世「打乖」之人。唯有明道对先父了解最深，所以先父下葬时，我便请他撰写墓志铭。

异时伊川同朱公掞访先君，先君留之饮酒，因以论道。伊川指向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处？”先君为之极论天地万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叹曰：“平生唯见周茂叔论至此（周茂叔，道州人，名敦頥，二程之师也），然不及先生之有条理也。”

另有一次，伊川同朱光庭（字公掞）来访先父，先父留他们饮酒，趁便谈论道理。伊川指着面前的食桌说：“这张桌子安放在地上，不知道天地又安放在什么地方？”先父便为他极其详尽地论说天地万物之理，一直讲到「六合」之外。伊川感叹说：“我平生只见过周茂叔谈到这个地步（周茂叔是道州人，名敦颐，二程的老师），不过还不如先生讲得这样有条理。”

伊川又同张子坚来，方春时，先君率同游天门街花。伊川辞曰：“平生未曾花。”先君曰：“庸何伤乎？物物皆有至理，吾侪花异于常人，自可以观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则愿从先生游。”

伊川又同张子坚一起来访，正当春天，先父邀他们同去天门街看花（原文“游天门街花”及下文两处“花”字前，均脱一“看”字）。伊川推辞说：“我平生不曾看过花。”先父说：“那有什么妨碍？万物各有极致之理，我们看花与常人不同，正可以借此观察造化的奥妙。”伊川说：“如此说来，我愿意跟随先生同游。”

先君病且革，乡人聚议后事于后，有欲葬近洛城者。时先君卧正寝，已知之，曰：“袛从伊川先茔可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先君曰：“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可主张。”伊川犹相问难不已，先君戏之曰：“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生姜树头出也。”

先父病势垂危时，乡里的人聚在后面商议后事，有人主张葬在靠近洛阳城的地方。当时先父卧在正寝，早已听见，说：“只依旧葬到伊川的祖坟就可以了。”程伊川说：“先生到了这一步，别人已无从出力，希望先生自己拿主意。”先父说：“我平生学道，本来也就到这里为止了，此外也没有什么可以拿主意的。”伊川还是追问诘难个不停，先父便打趣他说：“正叔（程颐的字）真可以说是认定了‘生姜长在树头上’，那就一定要说生姜是从树头上长出来的。”这是笑他执着己见、认死理不肯放。

伊川曰：“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先君声气已微，举张两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谓也？”先君曰：“面前路径常令寛，路径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亦有诗云：“面前路径无令窄，路径窄时无过客。过客无时路径荒，人间大率多荆棘。”

伊川说：“从此就要与先生永别了，还有什么可以见告的吗？”先父这时声息已很微弱，举起并张开两手给他看。伊川问：“这是什么意思？”先父说：“眼前的路要常常留得宽些；路窄了，自己尚且没有立身之处，何况还要让别人走过去。”先父也有诗说：面前的路不要让它变窄，路一窄就没有过客；没有过客，路就荒废了，人世间原本就多的是荆棘。

前此，横渠先生自关中被召还馆，过洛见先君，值感疾。横渠诊其脉曰：“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仍问先君曰：“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先生曰：“世俗所谓命者，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横渠先生曰：“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

在这之前，张载（横渠先生）从关中被召回京任馆职，路过洛阳来见先父，恰逢先父患病。横渠为他诊脉，说：“先生脉息并不亏损，自然不必服药。”接着问先父：“先生相信「命」吗？我张载试着替先生推算一下。”先父说：“世俗所说的那种命，我是不懂的；若说「天命」，那我倒是知道的。”横渠先生说：“既然说到天命，那就没有什么可推算的了。”

又数日，司马温公来问疾，先君曰：“某疾势必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愿君实自爱。”温公曰：“尧夫未应至此。”先君曰：“死生亦常事耳。”故临终有诗云：“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几何年？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遂启手足，实煕寜十年七月五日也。

又过了几天，司马光（温公）来探病，先父说：“我这病势必好不了，姑且去看一看造化的变迁吧，愿君实（司马光的字）多多保重。”温公说：“尧夫不应该到这个地步。”先父说：“生死也不过是寻常事罢了。”所以他临终写诗说：生在太平之世，长在太平之世，老在太平之世，死在太平之世；有客问活了多少年？六十七岁；俯仰于天地之间，一片浩然，问心无愧。随后便安然辞世——「启手足」一语出自《论语·泰伯》曾子临终之言，是指得以全身而终。那是熙宁十年七月五日。

煕寜初，欧阳文忠公遣其子棐叔弼来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将行，谓叔弼曰：“到洛唯可见邵先生，为致吾向慕之意。”叔弼既见先君，从容与语出处，以及学术大概。后十年，先君捐馆；又八年，韩康公尹洛，请谥于朝，叔弼时为太常博士，适当议谥。

熙宁初年，欧阳修（谥文忠）派他的儿子欧阳棐（字叔弼）到洛阳，探望王宣徽夫人的病。临行前，欧阳修对叔弼说：“到了洛阳，只有邵先生是非见不可的，替我转达仰慕之意。”叔弼见到先父以后，从容地谈起出处进退之义，以及学术的大概。此后过了十年，先父去世；再过八年，韩绛（封康国公）任河南尹，向朝廷请求给先父赐谥，欧阳叔弼当时任太常博士，正好轮到他主持议谥。

叔弼尝谓说之以道云：“棐作邵尧夫谥议，皆往昔亲闻于先生者。”当时棐少年，先生一见欣然延接，遂及平生事故，得其详如此，岂非先生道学絶世、微妙元通、前知来物、预以相告耶？先君之葬，吕希纯子进有挽诗云：“黔娄有谥合称康。”叔弼谥曰“康节”，时子进同为博士，其验乃在八九年后，呜呼异哉！

叔弼曾对晁说之（字以道）说：“我写邵尧夫的谥议，用的全是当年亲耳从先生那里听来的话。”当时叔弼还年轻，先父一见就欣然接待，进而谈到平生行事，所以他才了解得这样详细——这难道不是先父道学冠绝当世、精微玄通、能预知未来之事，因而预先告诉他的吗？先父下葬时，吕希纯（字子进）有挽诗说“黔娄有谥合称康”，用的是战国隐士黔娄死后谥“康”的典故；后来叔弼所定的谥号正是“康节”。当时吕子进与叔弼同为太常博士，而挽诗的应验竟在八九年之后，真是奇异啊！

永唯先君与四方郷里名公贤大夫逰，平时话言不可胜记，此独举其与道相发明者以系于后。仍录先君与伯镇书、李挺之墓表、诗篇中及陈希夷与秦伯镇者，庶几可以考证焉。案：此所云书、表及诗，原本俱未经附录。今惟《击壤集》载《观陈希夷先生真及墨迹》诗三首、《寄亳州秦伯镇兵部》诗六首。其与伯镇书及挺之墓表，捡邵氏诸书俱不载，无从补入，今并依原本阙之。

我时常想到，先父与四方以及乡里的名公贤大夫交游，平日谈话之多不胜记录，这里只挑出那些能与「道」相互发明的部分附列于后。此外还抄录先父给秦伯镇的书信、为李挺之所作的墓表，以及诗篇中涉及陈希夷和秦伯镇的作品，或许可供后人考证。四库馆臣按：这里所说的书信、墓表和诗篇，原本都没有附录进来。如今只有《伊川击壤集》载有《观陈希夷先生真及墨迹》诗三首、《寄亳州秦伯镇兵部》诗六首。至于给秦伯镇的书信和李挺之的墓表，遍检邵氏各种著作皆不见著录，无从补入，现在一并依照原本空缺。